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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o)的崇高的靈示和亞里士多德(Aristotle)的明敏的功利主義——“配成健全色調的兩位宗匠”這是道德哲學和一切其他哲學的兩個泉眼——同樣都以他為總源。 這位眾所公認的有史以來一切傑出思想家的宗師——他的聲譽到兩千多年後還在繼長增高,直壓倒全部其餘為其祖國增光生輝的名字——經過一個法庭的裁判,竟以不敬神和不道德之罪被國人處死。所謂不敬神,是說他否認國家所信奉的神祗;真的,控訴他的人就直斥他根本不信仰任何神祗(參閱“謝罪”篇)。
所謂不道德,是就他的教義和教導來看,說他是一個“敗壞青年的人”。在這些訴狀面前,有一切根據可以相信,法官確是真誠地認為他有罪,於是就把這樣一個在人類中或許值得稱為空前最好的人當作罪犯來處死了。再舉另一個司法罪惡的事例,這件事即使繼蘇格拉底處死事件之後來提,都不顯得是高峰轉低,這就是一千八百多年以前發生在加爾瓦雷(Calvary)身上的事件。 這個人,凡曾看到他的生活和聽到談話的人都在記憶上對於他的道德之崇高偉大留有這等印象,以致此後十八個世紀以來人們都敬奉為萬能上帝的化身。他竟被卑劣地處死了。當作什麼人呢?
當作一個褻瀆神明的人。人們不僅把加惠於他們的人誤解了,而且把他誤解得與他之為人恰正相反,把他當作不敬神的巨怪來對待,而今天卻正是他們自己因那樣對待了他而被認為是這樣的了。 人類今天對於那兩樁令人悲痛的處分,特別是二者之中的後者的反感,又使得他們對於當時不祥的主演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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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第二章 論思想自由和討論自由
的論斷陷入極端的不公允。那些主演者,在一切方面看來,實在並非壞人,並不比普通一般人壞些,而且毋寧正是相反;他們具有充分的或者還多少超過充分的那個時代和人民所具有的宗教的、道德的和愛國的情感;他們也是這樣一類的人,即在包括我們自己的時代在內的任何時代裡也有一切機會可以在不遭譴責而受尊重中過其一生的。 那位大牧師,當他扯裂自己的袍服而發出那些在當時國人的一切觀念之下足以構成最嚴重罪行的控詞的時候,他的驚懼和憤慨完全可能出於真誠,正如今天一般虔誠可敬的人們在其宗教的和道德的情操方面的真誠一樣;而同樣,多數在今天對他的行為感到震慄的人們,假如生活在他的時代並且生而為猶太人,也必已採取了恰恰如他所曾採取的行動。有些正統基督教徒總容易想,凡投石擊死第一批殉教者的人必是比自己壞些的人,他們應當記住,在那些迫害者之中正有一個是聖保羅(Saint
paul)呢。讓我們再加舉一例,若從陷入錯誤者本人的智慧和道德來量這個錯誤的感印性,這可說是最動人心目的了。 假如曾經有過一個人,既享有權力,還有根據可以自居為時人中最好和最開明的人,那就只有馬卡斯奧呂亞斯大帝(Emperor
Marcus
Aurelius)
了。作為整個文明世界的專制君主,他一生不僅保有量無垢的公正,而且保有從其斯多噶(Stoic)學派教養中鮮剋期待的最柔和的心地。 所能歸給他的少數缺點都只在放縱一方面;至於他的著作,那古代人心中最高的道德產品,則與基督的最稱特徵的教義只有難於察見的差別,假如還有什麼差別的話。 這樣一個人,這樣一個在除開教條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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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論思想自由和討論自由13
義以外的一切意義上比以往幾乎任何一個彰明昭著的基督徒元首都要更好的基督徒,竟迫害了基督教。 他居於人類先前一切成就的頂巔,他具有開敞的、無束縛的智力,他具有導引他自己在其道德著作中體現基督理想的品性,可是他竟未能看到基督教對於這世界——這世界是他以對它的義務已經深深投入的——乃是一件好事而不是一個禍害。 他知道當時的社會是處於一種可悲的狀態。 儘管如此,可是他看到,或者他想他看到,這世界是藉著信奉已經公認的神道而得維持在一起並免於變得更糟的。 作為人類的一個統治者,他認為自己的義務就在不讓社會四分五裂;而他又看不到,社會現存的紐帶如經解除又怎樣能夠形成任何其他紐帶來把社會重新編結起來。而新的宗教則是公然以解散那些紐帶為宗旨的。因此,除非他的義務是在採取那個宗教,看來他的義務就在把它撲滅了。 這樣,由於基督教的神學在他看來不是真理或者不是源於神旨;由於那種釘死在十字架的上帝的怪異歷史在他想來殊難置信,而這樣一個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