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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1月3日，我從當時的河北省會天津市調來北京醫院工作前，醫院面臨擴建任務，需要增加專業人員編制，正向各地選調醫生、護士。他們向我介紹了北京醫院是一所高幹醫院的性質及任務。它的服務物件除黨和國家領導人外、還有高階民主人士、專家學者等高階知識分子以及文化藝術界的著名人物。
在北京醫院工作一段時間後，我常見到一些熟悉的醫生、護士陪著黨中央領導人來醫院作健康檢查、看病或住院。這些革命老前輩、黨和國家領導人都是我非常敬重的人。因此，我認識到保健醫生的工作十分重要，真是了不起，太幸福了。他們有機會跟隨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還能經常出入黨中央辦公重地和毛主席居住的地方中南海。由此，我對他們產生了敬意，也有點羨慕。其時，我當然還沒有體會到在偉人身邊工作固然有許多令人尊敬與羨慕的地方，但也有責任，有壓力，還有不少難以言喻的酸甜苦辣！
我到北京醫院工作兩年後的1964年，毛澤東對衛生部保健工作提出了嚴厲的批評。他指示：撤銷衛生部保健局，取消專為黨中央領導人服務的中南海保健組，醫護人員全部回到北京醫院重新安排工作，北京醫院必須對外開放，面向一般幹部和群眾。實際上是對領導幹部在某些方面脫離群眾的狀況提出了批評。
衛生部黨組與國務院主管衛生工作的領導人對於毛澤東的指示豈能置若罔聞？只有堅決照辦。於是，從黨和國家領導人起帶頭撤銷了原有的專職保健醫護人員。然而，中央領導人的工作繁忙及其特殊性，他們沒有時間，也不可能到醫院掛號排隊候診看病。為此，北京醫院臨時設立了一個“總值班室”，醫護人員24小時值班，準備隨叫隨到及時應診，解決領導幹部看病難的問題。
此時，領導上選定了一批年輕的醫生護士接觸與熟悉中央領導同志的保健工作，以便逐漸接替老的保健醫護人員，同時，對保健工作制度進行了改革。我是被選定的醫生之一。領導上要我慢慢接觸和熟悉中央領導同志的保健工作，有時亦為外賓服務。此後，我也成為黨中央領導人的保健醫生。
由於工作需要，我經常出入中南海。我心中開始時對紅牆內的那種神秘感與好奇心漸漸地被工作的重要性、責任感與巨大的精神壓力所取代。
從前，中南海不僅是一座皇家園林，一處名勝古蹟，也是一個名聲顯赫的政治權力中心。我國曆史上那個惡名昭著的慈禧老佛爺光臨中南海紫光閣等地；光緒皇帝被囚禁在瀛臺；竊國大盜袁世凱在勤政殿謀劃皇帝夢；後來，國民黨的許多大人物如李宗仁及何應欽都曾駐蹕中南海；一直到解放前夕、兵臨城下之際，傅作義亦居住在中南海。
但是，中南海歷經百年滄桑之後，中國人民解放軍和平地接管了北平城。中共中央從北平西郊遷進中南海時，它早已沒有了昔日皇家花園的幽靜與輝煌，呈現在人們面前的只是滿塘汙泥、臭氣熏天、樹木凋敝、房屋陳舊等一片破敗不堪的景象。
黨中央進入中南海之前，先派了一批部隊疏浚河塘、挖出成百大卡車淤泥，清理垃圾，打掃房屋及院子。周恩來因公務繁忙，會議不斷，向他請示工作的人多，他要找的人也不少，住在郊外每天路途往返實在耽誤時間，很不方便。當然，周恩來亦為日後黨中央進駐中南海做好各方面的準備工作。所以，周恩來是黨中央領導人中最先住進中南海辦公的。他剛進中南海時住的便是日後毛澤東居住的豐澤園菊香書屋。當週恩來把保衛措施、環境衛生及生活設施等一切事情都安排妥當之後，方請毛澤東與黨中央領導機構遷進中南海。周恩來則另覓住處，這便是後來人們熟知的中南海西北角，貼近府右街的西花廳。
新中國的中南海依然是政治權力中心，不過，它已更換了主人。居住在那裡的已不再是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欺壓百姓的太上皇，而是毛澤東、劉少奇、朱德、周恩來、鄧小平、董必武與陳毅等一批代表人民利益的黨和國家重要領導人。中南海已成為全國人民敬仰並寄託希望的神聖地方。待至我進中南海工作的時候，每年“三八”婦女節後，湖面開始化凍，湖水碧波盪漾，湖邊垂柳輕拂；院內林木蒼翠、綠蔭如蓋、芳草成茵，已是一個莊嚴幽靜的園林。
“文革”初期，中南海也著實熱鬧過一陣子。那場動亂一開始，只見“紅衛兵”與造反派衝擊學校、文化機關，特別是衝擊文藝團體、軍事院校、黨政機關。後來，形勢不斷地惡化，“紅衛兵”、造反派勁頭足胃口大，動亂的勢頭逐漸擴充套件到工廠，影響工廠妨礙生產；衝擊到機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