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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使正常工作受到嚴重干擾。為了穩住中南海內部不致被波及，使黨中央領導機關有一個稍為安靜的工作環境，故中央三令五申：中南海、人民大會堂和釣魚臺不許搞“四大”（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
但是，中南海里的人也不是生活在“真空”當中。再說，“中央文革小組”的重要成員之一戚本禹，就是黨中央辦公廳的工作人員，其時名聲顯赫，氣焰十分囂張。外部社會的各種思潮衝擊著中南海，裡邊有一小部分人抵擋不住這種衝擊力。同時，他們也出於種種原因，最起碼是不願當“臭老保”（保守派）。他們也要起來“革命”，一腔“革命”的熱血沸騰起來了。
因為“文革”動亂一開始時的口號就是“革命無罪，造反有理”，一些人開始寫大字報。自然，他們最保險的做法是，把矛頭首先指向“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劉少奇與鄧小平。這是“革命鬥爭大方向”，誰也無法反對或提出任何異議。你若貼出這一類大字報之後，沒有人來責難你，上頭亦沒有人出來干預。這便可證明自己的行動是“革命”的，因而是正確的，合法的。然後，再將鬥爭矛頭指向其他人。於是乎，不幾天就貼出了朱德是“黑司令”、“火燒××”等一批大字報。
後來，這些人的頭腦開始膨脹起來、不顧上面“三令五申”不許在中南海里面成立“戰鬥隊”等造反組織的禁令。他們照樣成立戰鬥小組、戰鬥隊等“革命造反組織”，並採取一系列“旗幟鮮明的革命行動”。他們本是中南海里的人，熟悉“海里”的情況。他們組織批鬥“最大的走資派”和夫人們，可說是有著得天獨厚的方便條件。但他們錯了。他們違反了禁令，竟敢在禁區裡鼓譟，鬧騰。周恩來聞訊，怕事態擴大不好收拾。他只得以“無產階級司令部”的名義很快採取必要的措施，並做了大量耐心細緻的說服教育工作，採取了一定的組織措施，方在較短的時間裡制止了事態的發展。
他下令解散那些“非法組織”，中南海內的這股力量被迅速地扼制住，沒有發展起來，最後便漸漸銷聲匿跡了。
內部的造反派被遏制住了，而外面的“紅衛兵”運動發展勢頭正方興未艾，一浪高過一浪，高潮迭起。
1966年“八·一八”，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首次接見“紅衛兵”以後，於8月31日第二次接見“紅衛兵”時，他老人家明確地表示支援“紅衛兵”的全國大串聯行動。
訊息見報後，全國各大中城市學校的“紅衛兵”自然興奮若狂，真像開了鍋一樣。因為上面規定學生們串聯時的吃、住、行一切免費；學校宣佈停課鬧革命，學生們不僅沒有了考試之“憂”，而且可到全國各地參觀遊覽，這樣的好事何樂而不為呢？
於是，離北京近且交通方便的那些城市率先帶隊如潮水般湧入首都，每天多至幾萬人，高峰時，每天進出北京的“紅衛兵”數量達到150萬至170萬人之多！
那時我正在周總理處工作，全國鐵路交通運輸情況十分緊張，簡直是“亂”了套，各地鐵路交通部門不斷向總理值班室告急。“紅衛兵”大串聯使北京各大中小學的教室、禮堂、飯廳，甚至車站、碼頭及廣場等地都擠滿了學生。是年秋末冬初，南方來京串聯的青年學生，身上衣著單薄，不適應北方的季節氣候，加之旅途勞頓，飲食不周等因素，引起呼吸道與腸胃道傳染病流行；北京各醫院凡是能呆人的地方包括走廊上都躺滿了病人。
這年冬天，鐵道部長呂正操“失蹤”了好幾天他被造反派揪走後藏了起來。周恩來一時弄不清是哪一派揪走了呂部長？究竟被扣押在何處？是否安全周恩來既著急又擔心。過了兩天，在一個寒風凜冽的深夜裡，呂正操終於來到了西花廳。記得1965年冬，呂部長作為三線建設副總指揮隨鄧小平一起，由北京出發前往雲、貴、川視察三線建設工程。當時，他看上去還算是個中年，身體健壯，精力充沛。僅僅時隔一年不見，他可瘦多了。此時我看到的是，他長長的鬍子茬，一副疲憊不堪，似有好幾天沒有睡覺的樣子，大概是造反派把他折磨得夠嗆。
呂正操到總理這兒倒是蠻隨便的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我也不知道什麼原因，他來的時候正好是總理家的水果青黃不接之時。並非我們隨員小氣不肯拿水果招待他，以茶水和水果待客是周恩來家服務人員起碼要做的事情。那天夜裡，我們給總理留下一個僅有的大橘子，洗淨後擱在一個碟子裡放進玻璃櫥，準備在後半夜給總理吃。
呂正操來到我們工作人員值班室，進門後靠放電話機的二展櫃旁坐了下來，他一眼便看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