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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醫院是直屬中央衛生部領導的一所高階幹部醫院，可以說是黨中央領導人保健醫生的“搖籃”。老一輩中央領導人的保健醫生大多數在這裡受過薰陶。以前，北京醫院的院長由衛生部副部長兼任，著名戰傷外科專家崔義田副部長曾長期擔任院長，醫院副院長大多兼任衛生部保健局副局長職務；醫院專家陣容強大，裝置先進齊全。如醫院有聞名於世的血液病專家鄧家棟、胸外科專家計蘇華和心臟內科專家吳潔等，他們早年留學美國名牌大學醫學院，學成回來報效祖國。這正說明黨中央對北京醫院的重視。
歷年分配到北京醫院的大學畢業生都在這裡接受上級醫生嚴格的指導，培養良好的醫風，高尚的醫德，精湛的醫術，學習隨國家領導人出國訪問應注意的外交禮節等方面的知識，使他們日後到中央領導人身邊工作時具備較高的素質。
北京醫院位於北京市東交民巷，是個鬧中取靜之處：解放前，東交民巷曾經是一個外國佬享有特權的地方，是舊使館區。北京醫院前身是德國人創辦的一所私立醫院，它服務於達官顯要、軍閥和資本家，是有錢人的天堂，他們在這裡看病、吸毒和解毒。它也是權貴們的政治避風港。
解放後，人民政府派軍代表接管了北京醫院，將它逐步改造成幹部醫院。在全面學習蘇聯、向蘇聯一邊倒的年代，請蘇聯專家到醫院指導工作。60年代，中蘇關係破裂、蘇聯專家撤走，醫院開始了自立自強自建的歷程。
我進北京醫院的時候，它還只有一座深灰色三層德國洋樓及東樓，人們慣稱它為紅樓。歷經三十六年滄桑後，尤其是隨著改革開放時代的到來，如今的北京醫院早已舊貌換新顏。原先那些舊式小洋樓均已蕩然無存、拔地而起的門診樓、住院樓、幹部病房及輔助建築等高大樓群佈滿了整個院落。
北京醫院不僅外貌發生了巨大變化，內部設施和裝置亦都更新換代，管理措施及各項制度建設亦符合時代潮流與改革開放同步進入現代化。
醫院的人事變遷就更大了。如今，像我這樣的北京醫院老人到了醫院還真有點像劉姥姥進了大觀園、走進大樓東南西北難辨，想找的科室與人不易找到，並且關卡重重此路不通。由於生人多熟人少幾乎是逢人即被攔、被擋，往往弄得寸步難行，聽來好像是笑話，其實也是好事。時代大大進步了，事物都在新陳代謝。我依舊為我曾工作過的“母院”向前發展而驕傲。這，當然是後話了。
“文革”時期，像北京醫院這樣理應受到保護的重要單位亦未能逃脫這場災難的洗劫。“文革”一開始是揪“黑幫”、“反動權威”和“走資派”。
到了1967年，上海“一月風暴”之後，幾乎是一夜之間，醫院院長、黨委書記、黨委和行政系統的領導幹部，各業務科室主任，特別是那些專家一下子被奪了權，靠邊站，有的還被掛上牌子亮相和揪鬥。可笑的是造反派自上而下地奪權，甚至連工會小組長的“權”也被奪走，真是亂了套。
北京醫院在“文革”中領導幹部捱整最典型的例子是計蘇華院長。他30年代在美國留學期間便接近中國共產黨秘密黨員，接受馬列主義等進步思想的影響。他為我國醫療及衛生教育事業作出了重要貢獻。計院長對北京醫院的貢獻可說是功不可沒，他從全國選調了一批醫學專家、醫生、護士等技術人員。計蘇華院長業務精湛、醫德高尚、為人厚道，醫院同仁中口碑極好。他本可在醫療、教學或科研等方面大有發展前途，而他卻甘為人梯，將業務發展與技術提高的機會讓給他人，自己默默無聞地做著大量的醫務行政工作和保健工作的規章制度建設。就是這樣一位難得的“雙肩挑”好黨員、好乾部，亦遭到了厄運。
“文革”風暴一開始，造反派就給計蘇華院長扣上了“走資派”、“黑幫分子”、“反動權威”等許多大帽子，把他揪出來示眾。他的家不知被抄了多少遍。其時，他已是花甲之年了。他的脖子上被掛著寫有那些顯赫“頭銜”的沉重大膽子，到處大會鬥小會批，白天晚上車輪戰。後來，造反派認為他的威風已被打掉，把他看成是已經定了“性”的一隻“死老虎”關進了牛棚。但他仍要每天與“同夥”出來站成一排亮相，對著毛主席像“請罪”。他白天打掃廁所和院子，雖不再被作為主要批鬥物件，但他還要參加陪鬥。他，一位有名望的專家、學者和領導幹部，最後慘死在江西“五七”幹校。
第三節
中南海歷經百年滄桑，新中國的中南海依然是政治權力的中心；“文革”中，黨中央三令五申，不許在中南海
搞“四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