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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坦克車。我們沒有退路。
技術人員向首長們介紹了坦克的效能和同軍事上先進國家坦克的比較情況後，便開始進行坦克車原地轉動表演。一位負責現場指揮的同志手裡舉著一面小紅旗站在坦克正前方，駕駛員在坦克車內透過一個外“八”字形的視窗按照指揮員的命令進行操作，那輛表演坦克啟動時馬達發出隆隆的轟鳴聲，參觀者被震得耳膜輕微疼痛，聽不到旁邊人們的說話聲。
坦克車先作順時針方向慢速轉動一圈，中間靈活地表演了幾次煞車，一切都很順利；但它剛一停穩又突然啟動進行逆時針方向高速轉動，還沒有令參觀者反應過來，已有好幾個人被掠倒在地。我摔倒在地，手裡提著的出診包被甩出數米遠。緊挨我右邊站著的鐵道部辦公廳主任也倒在我身旁。他用右手護著左胳膊，只見鮮血從他手指縫裡滴下來，他的外衣已染紅了。我急忙從地上站起來去檢查他的傷口。他的左胳膊受了重傷：身上的軍大衣、呢中山裝、毛線衣、襯衫及棉毛衫等五層衣服被撕成一個大洞，傷口又大又深，骨頭也露了出來，鮮血直往外流。
這位主任挺堅強，他只是用好胳膊托住受傷的左臂，緊皺著眉頭低聲地哼哼著。有人把出診包給我遞了過來，我取出急救包替他包紮好傷口，接待部門用汽車送他去醫院。
首長們都已安全地離開了現場，我正欲拎起出診包返回潘家坪住地時，突然感到自己右手腕劇烈疼痛，無法拎起出診包。仔細一瞧，發現右手腕關節已腫了起來。在場的人也用汽車把我送到重慶醫學院附屬醫院骨科門診，經X光拍片檢查發現橈骨下端裂了一條小縫，幸好並無錯位。醫生用中藥敷貼區域性並以石膏託固定右臂。我這點小傷同那位主任相比算不了什麼，雖說有點痛還是可以忍受。但我不知道自己受傷後還能否繼續隨首長們一起活動。
“張大夫，疼得怎麼樣？我們這裡事情不多，你可以回北京去治療，養傷要緊，不要勉強。”回到潘家坪後，卓琳見到我便關切地說。
“”
我聽後默不做聲，不知道自己應當怎樣表示好。
我受了一點傷，到底應該說“沒有關係，可以留下來”，還是說“我回北京去吧，另找一位醫生來接班”？這畢竟不是戰爭環境輕傷不下火線。
“當然，你願意留下來繼續隨我們一起活動，我們是歡迎的。”她見我未表示態度，大概看出了我的心事，又接著補充了一句。
後來，鄧小平辦公室的人真誠地徵求了我的意見，我表示願意留下來隨團活動。
第二天中午，我聽到鄧小平辦公室工作人員說：地方上，在我們離開後就把那個坦克車駕駛員抓了起來。
“馬上放人，不許處分他！這件事情同駕駛員根本就沒有關係。”鄧小平向他的隨員這樣交代，並要他們趕快去辦。
鄧小平得知地方上抓了坦克駕駛員，他在仔細瞭解情況後有些生氣地對身邊工作人員解釋：那個坦克車駕駛員坐在車裡完全是聽外面指揮員的命令動作。這個駕駛員在抗美援朝戰爭中立過功，為什麼要抓他？要說有責任的話，還是安排這個活動的領導要負責，組織工作沒有搞好嘛。事情已經發生了也不要再去追究什麼責任，重要的是應該吸取教訓，這麼搞法不好！
我聽他們講了這件事情的經過，內心非常感動，覺得鄧小平真了不起，我既為那個駕駛員慶幸，感激鄧小平，也為我們黨有這樣英明的領導人而欣慰。
若是碰上哪一個官僚主義的大官、昏官，這個駕駛員可就要倒黴了，即使不被槍斃也得叫你在大獄裡呆上幾年，起碼得審查你的動機、政治背景或幕後指使者以及祖宗三代的歷史。
“文革”中，鄧小平作為我國第二號“走資派”被打倒。我跟家人和摯友曾多次悄悄他講過上面這個真實而感人的故事，一個大人物能如此體諒與寬容基層幹部，關懷平民百姓實是難能可貴。由此不難看出鄧小平決不是壞人，說他有錯誤我不敢反對，但要打倒他，我覺得太過分了。
鄧小平率同李富春、薄一波、呂正操等人到三線視察把基礎重工業的選址與佈局敲定下來。這個中央視察組龐大的車隊首尾相接排成一字長蛇陣，開道車與最末尾的後衛車拉開好遠的一段距離。
我們由成都出發，經重慶、長江上游川南港口重鎮宜賓市，直往貴州省府貴陽小住。然後去參觀決定中國共產黨命運的遵義會議會址。地方黨政負責同志請長征時期任黨中央秘書長的鄧小平與總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審定參加遵義會議的人數、與會者所坐的位置等問題，鄧小平和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