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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說，鄧小平辦事舉重若輕，管大事，不經意小事，我不完全贊同。後來，我在同他的接觸中碰到過幾件不大也不小的事情，令我印象頗為深刻。
事情是這樣的：在我隨鄧小平去雲、貴、川視察三線工作之前個把月，我按規矩，為了熟悉他的健康情況，多接觸他，讓他了解我，對我這個保健醫生建立信心。因此我每星期至少要到他家去一兩次。主要是卓琳同志和辦公室的工作人員接待我，但他亦常看到我。按理說，他是能認識我的。可是，有一天上午，我拎著出診包進了中南海懷仁堂西側慶雲堂衚衕三號院鄧小平家，他正專注地抱著一個不滿一週歲的小孩子在院子裡散步。
“卓琳，送檔案的來了！”當他看見我拎著一隻黑色出診包便大聲喊道。鄧小平一向耳背，故他說話的嗓音比較大，咳嗽清嗓子的聲音也很響。看來，他一時未認出我，把我當成辦公廳機要局送檔案的同志了。
“喔，什麼送檔案的來了，是張大夫，請進來坐。”卓琳招呼著我。
1966年“文化大革命”一開始鄧小平就被打倒，不久他被“遣送”南昌。在時隔七年後的1973年4月，那時他剛被“解放”，沒有帶隨員，他只是同夫人卓琳一起看望因患癌症而作了手術正在玉泉山休養的周恩來。大家都高興地到門口去迎接他們。
“你是張大夫，總理還好吧？”他跟我握手時這麼說。
這一回，表明他是認識我的，儘管是件小事，況且時間隔了七八年之久。
我在保健工作中接觸過多位中央高階領導人，當然時間短，知道得不多也不深。但從表面看，唯有鄧小平、董必武和陳雲等首長，家庭中三世同堂、兒孫繞膝、共享天倫。尤其是鄧小平喜歡孩子也是有目共睹的，如他帶著第三代到飛機場迎接外賓，參加植樹節等重大活動使廣大觀眾都在電視熒屏上看到了。他，與一般的老爺爺含飴弄孫沒有什麼不同。他，是偉人、是黨和國家高階領導人，但他也同普通老百姓一樣有著溫馨的家庭生活。
去三線視察那會兒，李富春是政治局委員、副總理兼國家計委主任，薄一波為政治局候補委員、副總理兼國家經委主任，鄧小平帶著主管國家工業和經濟的重要負責人視察三線建設工程，可見此行的重要意義，此舉簡直可同劉鄧大軍挺進大別山相媲美。當時的鄧小平剛進入花甲之年，他精力充沛、同老戰友相處在一起情緒特別高，常聽到他侃侃而談與琅琅笑聲。
解放戰爭時期，我在部隊裡就聽到過許多劉鄧大軍挺進大別山的神奇故事。上級指派我跟隨鄧小平去雲、貴、川視察工作，我感到十分榮幸。
鄧小平視察三線建設工程，猶如他當年帶著千軍萬馬馳騁疆場一樣，他任總前委書記，但他必須要有劉伯承司令員等幾位能征慣戰的將帥配合默契，方能度過重重難關，克敵制勝。
想當年，三線建設工程規模空前，在國家工業底子薄，經濟尚不富裕，技術比較落後的情況下確實是一件了不起的大舉措。其時，咬著牙投入了大量資金、人力和物力，依靠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精神去創造奇蹟！當時，我看到的攀枝花（即渡口市）鋼鐵聯合重工業基地正待開發當中。鄧小平此行，帶著中央主管工業、經濟建設和鐵路運輸的主要負責人同行，無疑要去完成一次大的戰役，取得重大勝利。可惜的是他尚未等到戰局的結果如何，“文革”動亂便開始了。
此次隨鄧小平去三線視察工作發生了一件雖說有驚無險卻亦令人心悸的“意外事故”。
鄧小平是四川人，他一到成都自然就是到了家鄉，西南大區書記李井泉、四川省委書記廖志高和重慶市委書記任白戈等人都熱情接待並隨同總書記視察工作。
一天上午，根據日程安排，大家去參觀水陸兩用坦克車製造廠。原先安排在嘉陵江邊觀看水陸兩用坦克車開到江裡去表演，只因天公不作美，雨下個不停，道路泥濘，不得不將坦克表演臨時改在室內進行。水陸兩用坦克成了“一用”，暫且只好當作普通坦克車表演了。大家未能看坦克車開進江裡去的精彩表演，多少感到有點煞風景。
廠方負責人帶領大家進了一間大廠房。真不愧是坦克工廠，廠房之大使我生平第一次開了眼界。除了廠房中央劃出了一塊空地停著一輛預備表演的坦克車外，裡邊停滿了坦克車。參觀人員被安排在這輛表演坦克的四周。
首長站在前邊，隨員在後。我站在鄧小平右側，同他相隔開七八個人。我的右邊是鐵道部辦公廳主任，我們背靠停放在身後冷冰冰、硬梆梆的鋼鐵傢伙——水陸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