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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向他敘說了一遍。那人聽後覺得拿不定主意，又找了一個年長些的人，把姐弟二人領進了屋子。
“談問題吧！”那人說。
“我參加了由派出所提供線索，某軍隊提供了汽車、公安部派出人員保衛革命小將的打擊流氓活動；參與了在‘中央文革’指點下的‘毛澤東“紅衛兵”’抄砸民主黨派辦公室的行動”
董老的小兒子邊回憶邊檢討自己從“文革”以來的“違法行為”。
“就這些？”市公安局的那人聽後有些生氣地問。
“就這些。”弟弟很但然地回答。
“那麼，誰讓你們來的？”他感到奇怪地問。
董老的女兒只好將媽媽從外地打來長途電話的情形又複述了一遍。
“好吧，就這樣。你們回去吧！”最後，公安局的這位同志明確地說道。這一次，投案自首未成。
姐弟兩人回家後立刻給老父母打電話，向他們詳細稟告。母親聽後很高興，但父親又來電話催促弟弟去投案，女兒又對他說了經過情況。
“把投案的過程，報告總理值班室備案。”董老再次讓秘書打長途電話給家裡，鄭重地囑咐孩子們。
原來以為這天方夜譚式的故事，到此便結束了。哪裡知道，1967年1月4日凌晨，北京市公安局打來電話，通知董老小兒子立即帶上生活用品去投案報到！就這樣，他的小兒子稀裡糊塗地被關進了公安局。
關到這一年年底，江青、陳伯達、謝富治等人在人民大會堂召見了這一批專門從監獄裡提出來的、曾經是“紅衛兵”小將的年輕人，向他們進行了“教育”，實施了“寬大”政策，釋放了這些可憐的小青年。其中，就有董必武的小兒子。他，只是一箇中學生。事實上，這些年輕人恰恰就是曾經被江青他們利用過又加以迫害的那些人！可惡！可恨！可悲！可嘆！
董必武的小兒子一心想當兵，幾經周折後，1968年4月初，廣州軍區同意接受。可是，令他們驚愕不已的事情再次發生了。
寒假期間，他們姐弟去廣州與父母親一起歡度春節，共享天倫之樂。節後，他們乘火車返回北京。列車抵達北京，進站停靠穩當，姐姐急匆匆地下了火車，很快進入了出站的人流之中。到車站來接站的哥哥和弟弟的女友突然看到事情有點不對頭：他們見到弟弟被兩個穿便衣的人夾在中間踉蹌著往前走，弟弟向哥哥、姐姐和女友舉起自己手上冰冷無情而沉重的手銬晃了一下。那兩個人將他推揉著塞進了一輛預先停在車站的小轎車裡開走了。
這一次，孩子們親眼目睹了這嚴酷的一幕。大家眼睜睜地看著弟弟，不知他究竟“又犯了什麼罪”而遭逮捕？
兄妹三人沒有乘公共汽車，彼此一路無話，默默地從北京車站走回中南海的家。
為什麼要抓我們的弟弟？！不清楚！古老文明的中華民族，這個泱泱大國，“法”在哪兒？
一直到了1968年10月上旬一天近黃昏時分，董必武那無端受鐵窗之苦的小兒子又一次被釋放。他拖著疲憊的身軀，邁著沉重的腳步走進了家門。進屋後，他把監獄裡用過的東西扔到房間角落裡之後，走進父親的辦公室叫了一聲“爸爸”，他的嗓子便噎住了，什麼話也說不下去了
“回來了？！坐吧。”老人聽到兒子的聲音，放下手中的檔案，面帶苦澀的笑容跟孩子說。可兒子憋在肚子裡的話還是說不出來，他走過去坐在父親身旁的沙發上。
父子二人相視了一會兒後，父親問兒子為什麼被抓進了公安局，又是如何被放了出來的事情。
可是，這所發生的一切，正是兒子想從父親這裡弄個明白的。
至此，兒子才知道自己被逮捕後在監獄裡關了半年時間，像父親這樣黨和國家高階領導幹部都不知道此事的情由，真是無法想象，可見，江青一夥兩次把他抓進去又放出來，這種卑劣的做法，確實是衝著父親來的。
“他是代我受過啊！”正如父親曾對姐姐說過的話。
為了不讓老人傷感，孩子也就不再說什麼了，有言盡在不言中，靜靜地坐了一會兒。就這樣，他將一肚子的委屈憋在了自己心裡，噙著眼淚站起身來默默地離開了父親的辦公室。
春末夏初的一天，董老從中央開完會一回到家，便神情緊張地把女兒叫進他的辦公室（通常，孩子們是不進他辦公室的）。
“是不是賀老總給過你一把手槍？”老人急切地問女兒。
那年月，正是鬼魅魍魎張狂的時代。董老的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