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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革命意志不堅定者“反水”、投誠。但他的這一詭計適用範圍很有限。在策動警惕性高的人，尤其是黨和紅軍的高階幹部中間，卻沒有產生直接的效果，反而“賠了夫人又折兵”。
治篇第126節 “剿”撫兼施（1）
“剿”撫兼施，消滅共產黨
和紅軍的計劃再次落空
文武兩手，“剿”撫兼施，是蔣介石在對待政敵，解決地方軍閥勢力經常使用並屢屢得手的伎倆。他把此伎倆運用於消滅共產黨和紅軍力量，但卻計劃落空。
事例：
１９３３年，蔣介石調集５０萬大軍，對中央革命根據地進行第五次“圍剿”。在此前，蔣介石曾四次組織大軍對中央革命根據地進行“圍剿”，均被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人指揮根據地的軍民所粉碎。這次“圍剿”，由於王明“左”傾教條主義統治的中央排斥了毛澤東對紅軍的領導，實行錯誤的軍事路線和戰略戰術，導致了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１９３４年１０月，中央紅軍被迫放棄中央蘇區，實行戰略大轉移（後來成為著名的“萬里長征”）。蔣介石這次軍事“圍剿”得手了。
蔣介石並不滿足這一勝利，他的目標是將共產黨和紅軍斬盡殺絕，徹底予以剷除他說的所謂“赤禍”。在南昌坐鎮指揮第五次“圍剿”的蔣介石得知中央紅軍轉移的情報後，立即召集高階將領，進行追堵剿滅紅軍的軍事部署。在廣東、湖南、廣西幾省，沿著紅軍可能要經過的路線，部署了四道封鎖線。這些封鎖線雖然沒有阻擋住紅軍，但卻使紅軍受到慘重的損失，紅軍在突破第四道封鎖線，即在廣西和湖南的交界處突破“湘江封鎖線”，由出發時的８萬多人，減少到３萬多人。蔣介石仍不罷休，還在紅軍前進的方向，或佈下“口袋”、或佈置很多部隊把守關隘、江防，前堵後追，親自坐鎮指揮，中央紅軍到那個省，他的“行營”就移到那個省，企圖將中央紅軍一網打盡，徹底消滅。
他哪裡知道，此時的中央紅軍非彼時的中央紅軍了。遵義會議後，紅軍有了毛澤東的領導，使蔣介石處處被動，有時還聽從毛澤東的調動，毛澤東用兵如神，導演了“四渡赤水”的戰爭神話。蔣介石在大渡河重重設防，企圖使中央紅軍重蹈太平軍的覆轍，讓中共領導人成為“石達開第二”，可是，這一夢想又破滅了。
１９３５年６月，蔣介石對回顧追擊紅軍進行了反思，他在日記中寫道：紅軍“未得全殲，恐遺後患。是乃智慮學識不精之過”。蔣介石這個人是不輕易言錯的，看樣子他真的感到自己的指揮不及對手。毛澤東等人率領中央紅軍穿過草地，與在川陝交界處的紅三軍團會合。蔣介石得知這一情報後，心情憂鬱，他感到“追剿”紅軍已經失敗，於是感嘆地說：“六載含辛茹苦，未竟全功。”
此時，日本侵略者在華北製造各種事端，民族危機進一步加重。蔣介石從其利益集團的前途著想，開始作對日戰爭的戰略準備。他想改善與蘇聯的關係，同時也想借用共產黨的力量。於是在繼續對紅軍進行“圍剿”的同時，蔣介石想開闢與共產黨談判的路徑。於是，他多管齊下，在國內外尋找中國共產黨人，以便建立政治上的聯絡。
１９３５年１２月，蔣介石為了密謀“與中共接洽，使之共同抗日，並使蘇聯不利用中日戰爭以助中共發展”，特密派國民黨中央常委陳立夫（化名李融清）帶領張衝（化名江帆南），假借歐洲德國、法國、瑞士、捷克、義大利等國訪問之名，打算秘密前往蘇聯。儘管這次行蹤非常詭秘，卻沒有躲過日本特務的視線，日本媒體對陳立夫準備訪蘇予以報道。蔣介石怕得罪了美國、日本，指使陳立夫放棄訪問計劃。
在陳立夫去歐洲之前，蔣介石為了改善與蘇聯的關係，打通與共產黨接觸的渠道，於１９３５年４月，派曾擔任過自己侍衛長的黃埔系學生鄧文儀出任駐蘇使館武官。賦予鄧的任務是瞭解蘇聯的態度，與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建立聯絡。這一年的秋天，鄧文儀弄到一份王明在共產國際“七大”上的發言，這個發言就是他代替中共中央起草的《八一宣言》的內容。中心思想是闡明中共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策略，核心是“停止內戰，一致抗日”。鄧文儀如獲至寶，立即寄給蔣介石。蔣介石從捕捉新的資訊中，感到有可能政治解決中共問題。
於是電令已經到新疆打算回南京述職的鄧文儀，返回莫斯科，透過各種關係，與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接觸，進行秘密接觸，商談政治解決共產黨問題的可能性。
鄧文儀回到莫斯科後，與王明聯絡上了。王明瞭解到鄧的身份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