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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意圖後，派潘漢年出面與鄧商談。潘在詢問中得知鄧是代表蔣介石與中共接觸的情況後，兩人開始就有關問題進行商談。當潘問鄧“國共合作抗日，是否是國民黨既定的政策”時，鄧向潘談了蔣介石的戰略新的動向，說蔣介石想抗日，苦於兵力與不足。“目前國內有實力的只有國共兩黨，假如能聯合起來，像１９２５年的合作，一定有辦法。”他還講了蔣介石開出的具體條件。在潘漢年弄清鄧的意圖後，王明會見了鄧文儀，就國共合作的問題作了進一步交談。王明認為，國共兩黨的領導人都在國內，兩黨談判以在國內進行為好。鄧文儀希望王明回國一趟，親自與蔣介石進行直接談判。王明就此事向共產國際報告後，共產國際有關人士表示，南京政府須先交１００萬元押金方可讓王明成行。因此，王明回國未果。
蔣介石急於與中共接觸，指示陳果夫、陳立夫和宋子文分別在國內尋找與中共接觸的管道。
陳立夫接受任務後，找來親信曾養甫具體承辦。曾養甫時任國民黨中央執委、鐵道部次長。他把這件事交給曾與周恩來同是“覺悟社”成員的諶小岺。諶小岺透過在北平任中國大學教授的呂振羽與北平中共地下黨組織接上頭。中共北平市委透過中共北方局請示中共中央後，派周小舟前往南京直接與國民黨當局接觸。
治篇第127節 “剿”撫兼施（2）
１９３６年３月，周小舟作為中共代表，攜帶著中共北方局負責人劉少奇以毛澤東等人的名義寫給曾養甫和諶小岺的信，與曾養甫接上了關係，然後，與諶小岺談判，由於雙方的意見相差甚遠，沒有什麼結果，但周小舟此行，使共產黨與國民黨直接發生了聯絡。
宋子文透過宋慶齡找到以牧師身份活動的共產黨員董健吾。董帶著財政部部長孔祥熙簽署的“財政部調查員”的委任狀，以南京官員的身份去陝西。到達延安（時稱膚施）後，在張學良將軍的安排下，秘密前往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窯堡。在那裡同博古見面，向他傳遞了國民黨當局要求同中共中央談判的資訊。
正在山西前線的張聞天、毛澤東、彭德懷得知此訊息後，致電博古轉董健吾，表示：“弟等十分歡迎南京當局覺悟與明智的表示，為聯合全國力量抗日救國，弟等願與南京當局開始具體實際之談判。”並向南京當局提出了五項要求。董健吾將密件默記在心，帶回南京，向國民黨當局傳遞，國共兩黨高層之間中斷八年多的聯絡接通了。
１９３６年９月，中共中央正式任命從蘇聯回國的潘漢年為同國民黨談判的代表，他由陝北來到上海，攜帶了毛澤東致國民黨一些中樞領導人、周恩來致陳立夫兄弟的信函以及中共中央擬定《國共兩黨抗日救國協定草案》等檔案。陳立夫要諶小岺函告周恩來，說明“現辦好太原行營護照六張，透過安全當可不成問題。談話地點以在廣州為最合適，因曾、陳二兄均在此，蔣先生在日內亦南來也。時間以１０月底較妥。”
１１月潘漢年在上海向陳立夫遞交了《國共兩黨抗日救國協定》草案，兩人開始談判。陳立夫則置中共中央的《協定》草案不顧，提出他們早已準備好的另一套方案，要求對立的政權取消，中共軍隊最多編３０００人到５０００人，師以上幹部一律解職出洋，半年後召回，量才錄用，適當分配到南京政府各機關服務。如果軍隊能如此解決，中共所提的政治各點就好考慮了。陳立夫所提出的條件，意在中共解除武裝，交出政權，從而達到消滅共產黨的目的。
對於如此無理的要求，潘漢年當場予以拒絕，嚴正地指出：“你這是站在‘剿共’立場上的收編條件，還是抗日合作的談判條件。”還說，蔣先生有此想法，大概誤認為紅軍已到了無能為力的時候了。
陳立夫聽了潘漢年的強硬的表態後，態度有所緩和，說剛才所談條件是蔣先生的意思，希望周恩來能親自出面談判，此事或許還有轉機。潘漢年回絕說：“在你們這種苛刻條件下，周恩來是不會出來和你們談的。陳說，請潘先生暫不把我說的條件報告給他，我想周恩來應該會來的。潘漢年說，如不把貴黨條件報告，“暫時停戰的條件不解決，我想他是無法出來的。”這樣，潘陳談判便在僵局中宣告結束。
評析：
在中央革命根據地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中央紅軍被迫長征後，蔣介石用文武兩手，“剿”撫兼施，企圖徹底解決共產黨和紅軍力量。調動國民黨中央軍和地方軍閥武裝的大部分兵力，前堵後追，甚至揚言要中央紅軍長征成為“石達開第二”的歷史悲劇，儘管他的軍事部署很嚴密，但未能達到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