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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能在學校教孩子殺人、偷東西。這不是教師的“言論自由”。
考察當時公立學校的進化論教育，可以看到，它的某些重要內容是“明顯侵犯公眾利益”的。而當時的大多數人，不僅對此缺乏應有的警惕，他們自己也是把社會達爾文主義作為“進化論科學”照單全收地接受下來。在為羅伊伯辯護的時候，戴洛堅持罪犯不應該為謀殺負責的原因之一，是犯罪來自於遺傳，“我不知道他的多遙遠的一個祖先傳給了他這樣墮落的種子，我所知道的是，那是事實。而世界上沒有一個生物學家會不支援我的說法。”對此，布萊恩一針見血批評說，假如透過對孩子的教育，這種社會達爾文主義被普遍接受，那麼，“自由意志（free mind）將被否定”，“這個世界有關責任和道德的信念，將會受到威脅和摧毀。”
布萊恩認為，除卻當時的進化論內容違背了“不得明顯侵犯公眾利益”判定，還侵犯了該法律判定的，家長有保護自己孩子的宗教利益的權利。此外，布萊恩在這個案子裡要求人們思考“科學”本身的界定方式。什麼是科學，而什麼不是科學。
這個案子很容易給生活在美國之外的人一種錯覺：是宗教和科學在爭奪教育陣地，保守的南方是想以基督教“創世說”來取代進化論教育。其實並非如此。因為他們根本做不到。在美國曆史上，雖然很多地區的民眾希望學校有宗教教育，也不斷有少數人在作出嘗試，但是，美國政教分離的原則，明確規定公立學校不準教授任何一種宗教，不能用納稅人的錢來支援某一種宗教。必須說明的是，這並不意味著美國反對宗教，而是它吸取了歐洲和早期北美英屬殖民地宗教迫害的教訓，禁止多數人利用公共資源推行某一種特定宗教，而排斥或者迫害少數人的宗教。
1967年，田納西州取消了《布特勒法》；1968年，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判定所有類似的反進化論立法為違憲，但是，必須同時看到，40多年後的60年代末，不僅進化論教育本身已經進步和改觀，不再包括那些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內容，而且，保護弱勢群體、保護少數族裔的立法，都已經在美國逐漸完善。而這個案子涉及的許多重大議題，直至今天，也還沒有完全解決。這不是一句“科學反愚昧”，就能一言而概之的。
戴洛律師一開始是《巴爾蒂摩太陽報》的名記者曼肯要求他介入此案的。曼肯承認，他是帶著偏見來戴屯的，他想象中這一定是個“骯髒的南方村子，黑人在懶散地打瞌睡，豬在房子底下亂拱，而住宅裡不是蛇蟲百腳，就是烏煙瘴氣”，可是當他來到戴屯，他看到的南方小鎮“不僅迷人，甚至是美麗的”，這使他“吃驚”。根據當時的現場記錄可以看出，大多數戴屯和田納西州人對待整個事件和其中之爭論，就如同他們引入這場“審判”的方式一樣，帶著輕鬆的心情。他們編了許多詼諧幽默的鄉村歌曲，調侃自己是不是“猴子變的”，報紙上刊登了大量漫畫，多與猴子有關。在審判期間，一名女士天天把自己的一隻寵物猴子帶來，替它每天換一套新的衣服。庭審期間，人們的注意力都在兩位全國聞名的雄辯家身上，把被告斯寇普幾乎遺忘了。斯寇普那幾天在幹什麼呢？那幾天他在頂替一位臨時有事而離開小鎮的記者，代替別人寫審判的報道，有空的時候，他還和協助檢方工作的、布萊恩的律師兒子一起游泳，相處得十分愉快。小鎮跟過節一樣熱鬧。而不論審判前還是審判後，田納西州都沒有停止教授進化論，當時也根本找不到沒有進化論的生物學課本。
第二部分 走路（二）重新審視猴子審判案（5）
六
布萊恩的突然逝世在美國底層民眾中引發了極大悲傷。他畢生為“普通人”疾呼，拖著病體發出最後一次呼籲後，無聲地死了。一列專車載著他的遺體前往首都，安葬在阿靈頓國家公墓。一路上，成千上萬的老百姓列隊鐵路兩旁致敬。戴屯人傷心痛哭。他們已經把他當作小鎮的一員。1930年9月，在斯寇普教過書的中學舊址上，辦起了以布萊恩的名字命名的私立教會大學，校園今天擴充套件到了100英畝的山嶺。小鎮人年年紀念這個審判。在35週年的1960年，當年的教師斯寇普重訪小鎮。他坦白說，他其實並沒有資格成為“被告”。他是生物教師，可也兼教體育。為了讓學生多練球，他自作主張跳掉了許多課，結果，進化論也就跳過去了。他根本就沒有講授過進化論。可是，誰也不認為這是重要的。斯寇普和那個《布特勒法》一樣，只是一個象徵。
戴屯人就這樣把自己“標上了地圖”。而引出的恆久思考，遠遠超出了他們的預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