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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30年代，美國進入了空前經濟大蕭條，而在歐洲，德國納粹正在崛起。1933年6月24日，著名女記者Dorothy Thompson從德國發回來的報道發表在《星期六晚郵報》上，第一次報道了納粹的反猶滅猶政策。她指出，這一政策建立在一種“科學理論”的基礎上。
這種科學理論認為，人的體力、腦力和精神因素，植根於人類染色體中，是隨著染色體的移動而遺傳的，是會散佈的。不同種族有不同的染色體，由此而決定了他們體力、智力和文化上的特質。維護一個種族的文化特質，就依賴於維護種族的純潔。納粹用所謂先進科學理論使德國人民相信，日爾曼人種是最高等的人種，而猶太人是劣等人種。猶太人的存在，會在社會上散佈墮落、疾病，並且會汙染高等種族。所以，消滅猶太種族是日爾曼人保護自己生存的正當事業。
Thompson女士指出，這樣一種“科學理論”，在一個自由的社會里，它必須先侷限於科學界按照科學原則來檢驗、來判斷，也就是要看歷史事實和生物學實驗是不是能夠支援這種理論。但是在納粹德國，這一理論成為一種不可懷疑的教條，沒有一個科學家出來表示懷疑而不遭受迫害。希特勒用全國上下必須“統一”這個口號，禁止人們自由地探討科學，從而把當時的一種科學理論當成了政治工具。以後幾年的事實證明，納粹的反猶太政策得到德國幾乎全民族的參與，犯下了人類史上罕見的種族滅絕罪惡。
Dorothy Thompson女士對納粹運動的報道和分析，使希特勒十分惱怒。1934年，希特勒親自下令驅逐Dorothy Thompson，她成為第一個被希特勒驅逐的美國記者。她回國後，從1936年起為《紐約先驅論壇報》主持叫做“立此存照”的專欄。她的專欄寫作受到廣泛關注，從1941年起受170多家日報轉載。在她的文章、無線電講話和集會報告裡，她再三提醒大眾注意納粹德國的活動。《時代》雜誌把她評為僅次於羅斯福總統夫人的最受大眾歡迎的婦女。
由於一代美國記者和知識分子的報道、分析和呼籲，在美國這個有著大量德裔移民家庭的國家，在這個最重視先進科學技術的地方，納粹的種族理論沒有成為一種國家政策。當種族偏見在科學的掩護下向人類良知挑戰的時候，美國人的道德信念堅守著陣地。
那個時代還有一個對20世紀美國新聞業有重大影響的記者，那就是報道猴子審判案的《巴爾蒂摩太陽報》名記者曼肯。曼肯是德國人後裔，他對自己的血統非常自豪。這種自豪的來源是十分耐人尋味的。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曼肯在30年代訪問德國，熱心尋根，卻在自己的報道里對納粹的反猶太政策隻字未提。在1938年訪問德國時，幾乎所有訪問過德國的美國記者都報道和譴責了納粹的反猶滅猶政策，曼肯卻還是保持沉默。這種沉默是由於疏忽還是出於偏見？一直要到80年代曼肯的日記發表，人們才從日記中的反猶言論中看到了他不為人所知的種族偏見。這種偏見的來源也是十分耐人尋味的。
八
自從科學和神學分道揚鑣，當代科學和宗教就在回應著人類不同精神領域的需求。科學尋求的是知識，宗教尋求的是意義。宗教不能代替科學為現實世界提供方案，同樣，人類向宗教尋求的回答，科學也永遠無法代替。布萊恩的歷史侷限，在於他有時試圖讓宗教越過這條界限。而事實上，人們在處理科學問題的時候，也有同樣的傾向。社會達爾文主義就是一個例子。
近100年來，我們民族的一代代志士仁人致力於從西方引進德先生和賽先生。我們的啟蒙和救亡剛好趕上了西方科學革命和工業化背景下世俗化浪潮的尾巴。近百年來，德先生不幸經常缺席，而賽先生挾技術的衝擊力，漸漸地成為一種語言強勢。我們誤以為有了賽先生就可以強國富民了。在引進的主義掃蕩了傳統儒佛道以後，我們把賽先生供了起來。
到了21世紀，回頭看，我們看到一片道德的廢墟。待到試圖在廢墟上重建道德的時候，我們才發現，一個對超越性事物不存敬畏之心的人類群體，不容易找到重建道德的材料。傳統已經是一片廢墟，缺席的德先生和供臺上的賽先生卻不能給我們這個民族提供我們亟需的道德資源。
早晚有一天 ，我們得重新審視以往、開始反省。
第二部分 走路（二）弗利梅森——自由的石匠（1）
幾年前，一個好朋友來到哈佛大學做訪問學者。說來慚愧，在那個時候，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