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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人類的生存而舉行的進化戰”。事實上，這個理論的惡意推進和在德國得到刻意宣揚教育，成為民眾支援希特勒發動二次大戰和屠殺猶太人的重要原因之一。正是有著進化論科學強勁的掩護，那些今天聽起來不可思議的種族滅絕理論，在當時才可能振振有辭。在上世紀20年代，在美國進行這樣的教育同樣是危險的，尤其是在幾個還存在種族隔離制的南方州。不能說這樣的“科學教育”，和南方種族隔離制度的頑固，就完全沒有關係。一個含糊不清的進化論，給種族主義打了一劑強心針。
回首去看，並不是《亨氏普通生物學》的作者特別邪惡，而是達爾文學說盛行的初期，人們確實不知如何將生物和人類既在進化上連貫看待，又嚴格區分動物界和人類社會的不同法則。這些複雜問題，包括人的基因遺傳的課題，直至今天，還值得探討和研究。只是今天的人類，又進步了將近百年，懂得必須非常謹慎地對待這些問題了。而當時能夠敏銳地指出其中的問題，能夠在科學至上、新學科風靡一時的時候，提出潛在的道德問題，卻需要勇氣。尤其是在美國，冒“反科學”、“反言論自由”之大不違，更是需要加倍之勇氣。
第二部分 走路（二）重新審視猴子審判案（4）
四
在法庭上，深知“言論自由”在美國崇高地位的布萊恩，曾經說了一句讓人驚心動魄的話：“思想也可以是危險的。”他提到了1年前的一樁刑事案件——里歐波德和羅伊伯案（The Leopold and Loeb Trial）。這是他的對手戴洛經手辯護的一個著名刑事案件。
里歐波德和羅伊伯，是芝加哥兩個不到20歲的富家子弟，都聰明過人。羅伊伯狂熱地崇拜尼采的“超人”學說。 1924年5月21日； 他們無故殺害了一個14歲的鄰家孩子，只為了證明他們自己智力高超，能夠幹成一樁“完美謀殺”而不被偵破。他們在法庭上被定有罪，戴洛律師要以辯護使兩名被告免受死刑。戴洛在法庭上辯解說，“誰應該受到指責？大學應該比他受到更多的指責；這個世界的學者們應該比他受到更多指責；這個世界的出版界應該比他受到更多的指責。尊敬的法官，由於大學裡教給他的哲學之過錯，就把一個19歲的男孩吊死，這很難說是公平的。”戴洛的辯護成功了，也可見當時社會達爾文主義學說風行的程度。具有嘲諷意義的是，僅僅1年以後，戴洛卻又成了“捍衛科學教育”的英雄。
戴洛其實也知道，所謂“言論自由的公民權利”和青少年教育問題，是有一定區別的。在里歐波德和羅伊伯案的法庭上，戴洛曾經表示，他支援伊利諾州1年前的一項法案，該法案禁止未成年人閱讀有犯罪內容的故事，因為閱讀這些內容是使他們產生犯罪思想的原因。可見他也並不把限制青少年閱讀的範圍，看作限制“思想自由”。戴洛在法庭上的立場態度之多變，是一部分追趕新潮的人中間的常見現象。
相反，布萊恩去世的時候，有人評論說，隨著他的逝去，“整整一個時代過去了”，因為像他這樣全身心地追隨道德目標，“把自己的政治行為完全建立在宗教道德之上”的政治家，在現代社會已經非常罕見。這表達了時代和觀念的變化。而布萊恩對於這種變化充滿憂慮。這也是他關注教育問題，認為教育不能違揹人類基本道德底線的原因之一。戴洛律師，則是一個風格完全相反的人。他是摩登的，帶著無神論者對於宗教文化的倨慢。他曾經說，“我只相信人的頭腦，我是不會為自己的靈魂擔憂的。”
五
那麼，布萊恩所主張的，是不是違反了“言論自由”的大原則呢？
布萊恩在他未能發表的結辯演說中解釋說，此案與思想自由無關，教師作為個人可以持任何觀點，信不信神皆可；此案與言論自由也無關，作為個人他可以在任何議題上發表任何觀點。但是，當他以州政府僱員身份出現，就受到一定的約束。布萊恩提到，在1925年6月1日的“俄勒崗判例”（Pierce et als。 vs。 Society of the Sisters of the Holy Names of Jesus and Mary）中，法院認定州政府對教育有指導權，禁止教授“明顯侵犯公眾利益”的內容。美國的公共教育事務由地方民眾選出來的校董會決定，包括選用什麼課本、聘請什麼教師，等等，政府有權指導，無權干涉。可是，有一條必須遵守，如美國最高法院在某案判決中指出的，在任何行為“有違公共利益”時，立法機構有權禁止。簡單地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