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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兩大黨的鬆散的組織結構，公開的活動，好似市場競爭一樣面向大眾的風格，使得大部分民眾可以在兩大黨的政綱中得到價值認同。小黨和激進左右派是始終有的，但是兩大黨在當中，民眾形成中間大兩頭小的分佈。這是一種穩定的、即使變化也取緩進勢態的結構。
在社會層面上，美國底層的大量移民來自於世界各地，移民的文化特徵多元化，造成了工人組織多流派。任何政黨都很難抹平移民的差別而將他們都統一到一面大旗下。社會主義工人政黨經常採取的激進姿態，反而將新移民驅離於激進左翼之外。
在現代思想史上，美國並不是蠻荒之地。二次大戰之後，美國確立了世界強國的地位，它不僅是經濟、政治和軍事的強國，也是思想和觀念的強國。各種思潮，左的右的，都在這兒發育，尋找認同和追隨者。這兒不僅自然空間大，也是制度空間最寬敞的地方。基於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的原則，信仰、思想和言論的自由在美國有特殊的地位。“二戰”後在歐洲一些國家被法律禁止的納粹活動，在美國卻始終是合法的。歷史上臭名昭著的三K黨，主張暴力革命奪取國家機器的各派共產主義思潮，主張暴力反抗的黑人組織黑豹黨，在美國都是合法的。也恰恰是這種較大的制度空間讓民眾有選擇的自由，激進派無論左右就難以崛起了。宗教信仰的自由最為明顯。在只有一個宗教的社會，宗教極端分子容易成為社會的危險，而在有動輒數以百計宗教派別的地方，什麼宗教激進派別都難以坐大到危害社會的地步。世界上無論什麼地方的無論什麼宗教信仰，不管是激進的、極端的、好戰的，還是寬容的、中庸的、和平的，在美國都有追隨者和組織，但是沒有一個組織能夠崛起到動搖社會穩定的地步。
前幾年，聽歐洲來的朋友說，歐洲人，特別是知識分子，對美國政界和民間的保守頗有微辭。法國人視美國為觀念落後，在200年前法國大革命時期就是如此，可謂源遠流長。比較而言，這裡面可以說有一種思想方式的不同。對於熱忱地追求實質正義的歐洲知識分子來說，時代進步了，在觀念上落後就是落後，進步和落後是可以分別得出來的。對於美國老百姓來說，觀念也許根本就沒有什麼明確的進步和落後之分。所有的觀念，或許都有其價值，一旦要作為全社會的行為規範，則有合適不合適的“度”的問題。
相比之下，勒龐在法國第一輪選舉中得票16。9％的時候，激進左派得票也高達10％。兩個端點同時浮出，這幾乎是一種規律。當40萬民眾五一大遊行聲勢浩大的時候，他們期望著極端右翼將被唾棄，事實卻很可能走向反面。極端右翼不會因此而縮小，左傾政策走向極端反而會引起右翼反彈。這種現象，歷史性的1968年已經演示過一遍了。
四、必要的邪惡
西方民主國家極端右翼不約而同地以反移民為政策訴求，紛紛在民主選舉中“崛起”，反應了全球化將要面臨的利益衝突和文化衝突，這種衝突不僅將在地區之間發生，而且首先在西方發達國家內部展開。這種衝突的來源，至少可以追溯到“二戰”後的民族主義高漲，追溯到60年代西方的觀念革命，更直接地追溯到最近幾十年西方社會政策的普遍左傾。極端右翼“崛起”，也可以看作是，某種尋求利益平衡的反應。
民主制度的本意不是迴避民眾中的價值和利益衝突，而是訴諸於以制度程式來尋求利益的平衡、價值的妥協。極端分子、激進分子和好戰分子的活躍，潛在著一種對現有秩序的威脅。民主制度處理極端分子崛起的方式不是運用國家權力和社會公共資源來壓制其訴求，而是依賴程式的運作，讓不同利益和價值訴求反應到政策平衡上。
作為新移民，我們不贊同帕特•；布坎南的極端右翼政治觀點。可是我們也覺得，正是在體制長遠健康的意義上，美國社會應該感謝極左派如喬姆斯基，也應該為極端右派布坎南的浮出水面而欣慰。布坎南是為美國預防未來重病而打的防疫針，是民主制度下的必要邪惡。極端右翼和激進左翼一樣，都是社會政策的一種觀察標杆，它為政治家標出了危險區域的邊界：任何看上去良好的動機，任何聽上去美好的理念，都有現實的侷限；不要為單一理念所惑而向一側滑得太遠。否則，必然會引起反彈，今日微不足道的1％，明天突然就會崛起成為18％，嚇你一身冷汗。
的確也是，不管激進左派或極端右派的言論在你聽來是多麼刺耳，保證他們能夠浮出水面，讓他們參與為這個社會的變革提供思想資源，是社會制度健康的標誌。而這比任何左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