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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爭都更重要。
第四部分讀書（二）
坦白從寬也要言而有信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對一件檢辯交易案的裁定
今年6月5日，美國聯邦最高法院以8比1的多數對“美國訴赫伯”一案作出了對被告赫伯有利的裁決。此案的要害是所謂檢辯交易問題，就是在刑事訴訟過程中，被告用認罪或交代來換取較輕的控罪，相當於我們熟悉的“坦白從寬”。
美國人都知道，他們的聯邦憲法有一個《憲法第五修正案》，主要內容是，受到檢察官指控的人有保持沉默的權利，也就是說，他如果覺得坦白了對自己沒好處，他就有權不坦白。任何人如果覺得說了會“自證其罪”，就有權不說。檢察官不能用“抗拒從嚴”相威脅。《憲法》給予被告這種權利，主要就是為了杜絕逼供信，因為逼供信是司法不公的主要肇端之一。
可是，事實上檢察官在調查和起訴的時候，總是希望得到被告一方的配合和幫助的。所以，檢察官經常會和嫌犯談判達成交易。嫌犯用認罪來換取較輕的控罪，這樣從檢察官一方來說，就免去了冗長而困難的訴訟過程，而被告一方則得到較輕的懲罰，甚至免於懲罰。有時候，檢方為了取得一些重要證據，會用免於起訴，即給予一個豁免，來換取某嫌犯提供這些證據，或在法庭上為檢方作證。這種情況在起訴有組織犯罪，比如對付黑手黨的時候，用得很多，因為有些證據非內線人物無法取得。
美國的檢辯交易和我們熟悉的“坦白從寬”有點不一樣的是，嫌犯是透過他的律師和檢察官談判的。這種談判，討價還價，形式上和做生意幾乎沒有什麼兩樣。檢察官是用從寬或豁免來換取坦白；嫌犯則利用手裡掌握的證據，根據檢察官想得到這些證據的急迫性，來達到對自己最有利的從寬程度或豁免程度，達成交易才肯鬆口認罪坦白。
檢辯雙方之所以要談判才達成交易，因為如果達不成交易，到了法庭上，在中立的法官和陪審團面前，雙方都有輸的可能。嫌犯有可能判下很重的罪名和刑罰，檢方也有可能因為手中的證據說服不了陪審團而訴訟失敗，讓到手的罪犯逍遙法外。檢辯交易談判的時候，手裡的籌碼就是將來萬一到了法庭上，勝算的可能性有多大。所以這樣的談判都必須有雙方的律師來十分專業化地進行，實際上是建立在對庭審結果的預計上。如果雙方的預計相差很遠，那就很難達成交易。如果預計是一致的，通常嫌犯的律師會勸嫌犯接受交易。
可見，美國刑事訴訟中的檢辯交易和我們熟悉的“坦白從寬”的最大不同是，它是先談判好了，講好條件，達成交易，然後才坦白的，而不是先坦白了，看你坦白的程度、坦白的態度、坦白的成績，然後酌情來給你從寬。美國的檢辯交易是按照法律程式達成的一種契約。
那麼，像所有的契約一樣，在達成以後執行的過程中，又產生了爭議或分歧，比如說，檢察官在事後發現他給出的“從寬”條件太“寬”了，像做生意簽下了一個賠本的買賣一樣，起了反悔之心，怎麼辦呢？這就會產生新的法律爭訟，“美國訴赫伯案”就涉及這樣的問題。
韋伯斯特•；赫伯是克林頓總統夫婦在家鄉阿肯色州的老朋友，也是一個老資格的法律界人士。當年，克林頓夫人也是法律界的新星，曾經被選評為美國最出色的100名女律師之一。赫伯曾經和克林頓夫人在白水土地開發專案中同過事。在克林頓的第一任總統任期內，他把這個小巖城的老朋友任命為聯邦司法部的副部長，是司法部的第三把手。可是，好景不長。獨立檢察官斯塔爾對白水案的調查很快就查到了赫伯的頭上。赫伯立即就從司法部副部長的位子上給捋了下來。斯塔爾抓住了赫伯的尾巴，不僅讓赫伯嚐了十幾個月的鐵窗滋味，也把當任總統克林頓和夫人弄得灰頭土臉。
可是，白水案如此小題大做，全是因為這裡頭要查的是總統克林頓。斯塔爾盯住的是克林頓。在調查赫伯的時候，他發出傳票將赫伯傳到大陪審團面前，要求赫伯交出有關白水案的11個類別的檔案。赫伯卻援引《憲法第五修正案》予以拒絕，甚至拒絕回答這些檔案是不是存在。按照法律，他有權保持沉默而不自證其罪。獨立檢察官斯塔爾想得到這些檔案，就宣佈給予赫伯以有限豁免，這意思就是說，只要你交出這些檔案，從這些檔案裡發現的你的犯罪行為就不予起訴，給豁免了。
根據《憲法第五修正案》的邏輯，赫伯獲得有關這些檔案的豁免，在這些檔案的問題上就不能再援引保持沉默的第五修正案權利了，因為你現在不會自證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