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厲王貪婪、暴虐，又嚴禁議政，國人對厲王不滿，開始“謗王”，周厲王大怒，命士臣監視國人，有“謗”者格殺勿論。這使得民眾不敢談論國家政事，對厲王的怨恨不斷增加。這時大臣召穆公進諫，勸阻厲王“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但厲王不聽，最後致使民眾暴亂，公元前841年，周厲王被迫出逃，大臣周公和召公共同執政，開始了14年的“共和”執政。這就是中國歷史上著名的“周召共和”時代。
在“厲王止謗”的經驗教訓中，從“防民之口，甚於防川”思想來看，民眾有口，讓民眾開口說話，就如疏通河流，人民心中思想才會表達出來，民情民意才能反映出來。堵住他們的嘴，還有幾人擁護呢？讓民眾開口說話，聽取民意，共同參政議政，這就是周、召二公號為“共和”的基礎，這種主張反映出了分享管理公共事務的執政思維。
第一部分 第17節：共和（4）
“民眾說話，共同議政”。這種共和的政治思想在春秋戰國時期得到空前光大，一度出現了儒家、道家、法家等百家爭鳴的盛況，各家都紛紛提出議政執政的思想和主張。但這種繁榮的景象卻隨著秦朝統一全國後建立起來的以高度中央集權制度為核心的封建專制制度而萎滅殆盡。在此後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專制社會里，共和的政治思想始終都難以得到光復。
雖然共和的政治思想在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專制中泯滅消失了，但這種思想卻在西方社會中迅速發展起來，且其內容比中國古代所謂的“說話議政”這種原始簡單的共和政治思想要深刻得多。
在西方國家，“共和”是一種純粹的政治思想。現代社會一提到“和”字，一般首先想到的詞都是代表共和政制的“共和”，即共和政體，這也是現代社會對“共和”賦予的最普遍詮釋。
共和政治思想的國家公共性觀念與西方社會早期國家的特殊形態有關，其理論和實踐的淵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臘、古羅馬的城邦時代。古希臘的斯巴達、雅典等城邦，還有中世紀義大利的威尼斯、佛羅倫薩、熱那亞等城市國家，都曾是著名的共和國。而最著名的古代共和國，則是公元前509年建立的羅馬共和國。
城邦是早期共和政治的載體，它由部落演化而來。在這一演化過程中，原來基於血緣關係的部落成員轉變為城邦的公民，血緣團體所特有的封閉和排外的特點在一定意義上也轉移到城邦的公民團體身上。這種公民團體的獨特性在於，對外具有強烈的排他性；但對內而言，具有公民身份的人相互之間是平等的，城邦屬於全體公民所有。
亞里士多德在論及城邦政體時認為，只有“為城邦全體公民謀利益”的政體才是正確政體，那些“只謀統治集團自己的利益”的政體形式是反常政體。
亞里士多德等早期思想家從探尋理想政體的角度，揭示了共和思想的基本判別標準。這一傳統在歐洲文藝復興時期的義大利城市共和國中發展到頂峰。
從古希臘以及羅馬到文藝復興時期，西方共和政治思想被稱為“古典共和主義”，思想家眼中最理想的政體是“混合均衡政體”。
混合政體思想在古希臘的政治思想中已被人們熟悉，柏拉圖在《法律篇》中設計了君主制、貴族制和民主制相混合的政體形式，他認為切實可行的最好政體是將君主制的智慧和民主制的自由結合起來。柏拉圖的這一思想對亞里士多德產生重要影響，亞里士多德把民主政體與寡頭政體相混合的政體作為理想的政體。在他看來，適合於一般城邦的最優秀政體是共和政體，在其中，權力不專屬於任何一方，各種因素透過混合而達到一種有益的平衡。
古希臘歷史學家波利比阿進一步發展了混合政體理論，他認為所有純粹的統治形式或簡單的政體形式都會以特定的方式蛻化變質：君主制易蛻變為暴君制，貴族制易蛻變為寡頭制，民主制易蛻變為暴民政體。而三種蛻變的政體又會被革命所推翻，代之以新型的政體。每一種政體都會走向敗壞導致動盪，陷入一個取代另一個的迴圈之中。波利比阿認為羅馬共和國之所以能夠跳出這個被動的迴圈，是因為他們將君主制、貴族制和民主制的因素相混合，使這三種因素得到精確的調整並處於恰好的狀態。羅馬共和國透過執政官、元老院和公民大會進行統治管理，這些機構之間互相制約，互為補充，成為一個有機的整體，從而避免了自發的衰敗傾向。
古羅馬政治哲學家西塞羅沿襲了波利比阿的思想，西塞羅認為，君主制、貴族制和民主制這三種基本的簡單國家政體每一種都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