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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全體一致參與來達到，而是可以透過公平的代表來體現；“共”即把國家和政府視為不同的個人、集團、階級的公有物，而非任何個人、集團、階級的私有物，其權力是公有物，而不是私人的，國家的治理是所有公民的共同事業，國家和政府應當為公共利益而努力，目的是謀求全體成員的共同利益；“和”即用和平的方式參與和處理政治事務和政治糾紛，用和平而非暴政、以理性說服而非武力征服的方式解決政治歧見或取得權力，透過商議與妥協的方式解決彼此的利益和主張衝突。在這三者關係中，“公”是“共”與“和”的邏輯前提，“共”是“公”與“和”的政治保障，“和”是實現“公”與“共”的路徑依賴。
共和主義新的發展方向將是共和與民主以及憲政的結合。“現代的共和只能是民主的、憲政的，共和理想的落實離不開憲政、民主的制度，而民主、憲政又不獨立包含‘公’、‘共’、‘和’的共和理想。”“共和離不開民主、憲政，民主、憲政也離不開共和。”《共和·民主·憲政：自由主義思想研究》，劉軍寧，上海三聯書店，1998年12月。
共和政治思想作為基本價值在不同的文明歷史階段曾得到普遍接受。共和政治思想涉及的問題幾乎涵蓋了政治理論的各個方面，包括自由、平等、民主、自治、善和美德以及政治參與、協商對話、公民身份等等。共和政治思想的原則和主張在人類發展史上一直煥發著奪目的光芒，它的觀念和思想彌久而愈新，將成為人類永恆的政治精神追求和價值取向選擇。
第二節共和中國
走向共和
公元前841年，中國歷史上出現的“周召共和”萌發了人類歷史上最早的“共和”政治思想，但這種思想卻始終沒有在中國得到發揚光大。在公元前5世紀左右，西方社會正處於古希臘和古羅馬城邦制度的繁榮時期，共和政治思想以城邦制度為載體開始萌生、發展。城邦制度下的社會是典型的財力社會和商業社會，這種社會主體需要廣泛的平等競爭意識和健全的契約、法律約束，這使得城邦制度下的國家有了走向“共和”的可能。同在這一歷史時期，中國正處在春秋戰國紛爭時期，邦國制度讓各諸侯國之間紛紛展開爭霸鬥爭。此時期中國諸子百家爭鳴的社會思想格局讓中國也有了走向“共和”的可能，但邦國制度下的社會實質是一種權力社會、武力社會，歸根結底要走向集權。
公元前221年，秦國結束了諸侯爭霸的紛亂格局，建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統一的封建專制國家。在此後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專制社會里，各個朝代都基本沿襲了秦朝的政治制度。當西方歷經了古典共和主義、現代共和主義等各個政制繁榮時，中國卻一直都處在封建專制的中央集權統治之下。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政制其實無所謂好壞與優劣，衡量其是否有用的一個重要標準就在於它是否適應當時的社會生產力發展要求。以古希臘與古羅馬為代表的西方國家選擇城邦制度，最終走向共和，與其當時的工商業社會及文明有很大關係。中國選擇邦國制度，最終走向了中央集權的君主專制，與其當時的農耕社會及文明有極大關係，而且似乎只有這種政制才能更好地推動當時社會生產力的發展。
第一部分 第20節：共和（7）
在中央集權的君主專制之下，有利於封建國家及其政權的建立、鞏固和發展，有利於維護國家統一與領土完整，而且更能有效地組織人力、物力和財力從事大規模的生產活動和經濟建設，利於社會經濟的發展。自秦朝以後的兩千多年的時間裡，中國在漫長的歲月裡一直走在世界的前列，經濟社會的發展遙遙領先於西方國家，處於世界經濟、文明的中心位置。
中國持續發展了兩千多年的高度文明一直延續到17世紀初葉。17世紀中期到18世紀末，西方英、美、法等國相繼進入資本主義社會，中國卻依然在封建社會道路上徜徉、徘徊。儘管中國在15世紀的明朝中後期就產生了資本主義萌芽，就其產生的時間來說並不太遲，但其發展緩慢。這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就在於封建中央集權和君主專制的嚴重束縛。到了清朝末年，中國的經濟社會已經大距離地落後於西方的發展，一度繁榮的中國走向了衰落。
從19世紀上半期開始，以英國為首的資本主義國家憑藉其強盛的經濟、軍事實力，加緊對外擴張，也發動了對中國的侵略戰爭。1840—1842年鴉片戰爭後，清政府被迫簽訂了一系列不平等的條約，中國由一個獨立自主的封建國家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
在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