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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最惠國待遇條款（19 世紀最美妙的外交手段），列強都可以分享任何一個外國從中國勒索到的權利。隨著清朝氣運的日趨衰微，條約體系不斷增長它的勢力。清廷愈來愈需要依靠英國在行政上和外交上的支援。因此，在實行條約體系的一個世紀裡，中國人民經受了逐漸加速的、加重的並且往往是劇烈的變革過程。以中外合辦的交易形式開始的鴉片買賣傳到了內地。19 世紀80 年代以後，中國土產鴉片開始代替印度產品，後者在1917 年停止了進口。西方人的活動範圍和貨物從沿江沿海的各通商口岸伸展到內地，而在偏遠的腹地，則由中國內地教會中那樣的熱心傳教士從中加以幫助。基督教為中國人接受西方的價值觀開闢了道路，隨後這種新的價值觀完全打亂了舊的秩序。
在條約體系下的一個世紀裡，西方的商品、方法和思想源源不絕地湧人中國。中國愛國人士在回顧這段歷史時，總是不分青紅皂白地譴責為不折不扣的“帝國主義”——按情況分別譴責為軍事的、商業的、財經的或文化的帝國主義。事實上，這一時期所有中外的接觸，現在幾乎毫無例外地一概被稱為“帝國主義”的性質，因此“帝國主義”這個詞對什麼都可適用，從而對於分析事理不再有多少意義。例如，教會辦的醫院被列為“文化上的帝國主義”。但是，這樣籠統地使用“帝國主義”這個詞來中傷哪怕是動機最高尚的西方慈善事業，倒使我們想起了這樣一項基本事實：是西方擴張到中國來的，而不是中國擴張到西方去的。從這個意義上講，外國人即使在他們最有善意的時候也是侵略的；他們是變革的因素，從而對於舊的秩序帶有破壞性。今天的美國人認為他們是被技術進步迅猛地推向前去的，因此只有他們的祖先才應對此負責；然而，中國人可以責備外界把近代的變革強加於他們身上，並以某種方式越姐代危。由此可見，當時外人怎樣把變革強加於中國，就成為目前爭論的問題。
簽約列強對中國的損害和剝削究竟多麼嚴重，對於政治活動家和篤信他們自己那一套的人來說，是不成其為問題的，然而歷史學家卻會爭論不休。這個問題很難解決，因為它涉及客觀事實和主觀感受，並且哪一方面也不能單獨說明問題。我們可以認為中國人受了一定程度的屈辱，雖然今天回顧起來它比當時實際身受的屈辱似乎還要厲害。但條約體制下的實際情況究竟如何呢？這方面我們面對著研究經濟史的學者提出的新證據，它可能會改變中國遭受損害的情景。這種新的看法是從中國、臺灣、日本、美國和英國的研究工作中獲得的。它強調指出規模巨大、經過長期發展業已成熟的中國國內貿易和明代及清初商人階級的勢力日益增長的情況，而這種勢力在正式的檔案中只間接予以承認。正如羅茲？ 墨菲所指出的，連亞當？ 斯密也能察覺到中國的“國內市場”和“歐洲各國合在一起”的市場一樣大。各省之間廣泛的貿易說明中國已經是高度商業化的國家，並且一向是自給自足的。例如蘭開夏的紡織品未能暢銷中國市場，只是因為中國手工織成的棉布質地更好，大體上價格也比較便宜，適合當地使用。直到1930 年那麼晚的時期，手工織成的棉布仍供應了華北的大部分需要。在經過了那麼長時間的鬥爭來“開啟”中國市場之後，給中國大眾消費的主要西方進口貨卻是石油，而這種產品之所以能夠進口，並非由於西方工業先進，而多半是地質條件所致。主要集中在通商口岸地區的現代經濟，凡是確已發展起來的，在很大程度上掌握在中國人手裡。中國買辦當然早已掌管了中國境內所有外國人的生意。現在看來，通商口岸名義上由外國人開設的企業，大部分不過是便於掩護中國企業家進行投資的商行罷了。同時，星羅棋佈的各地郊區市鎮及其周圍農村，仍然進行著中國人民主要是自給自足的商業生活。在這一層的活動範圍裡，外國人、他們的商品和投資是無法進行競爭的，也是不能起多大作用的。1911 年以後，由於許多原因，廣大農村地區的經濟陷於危機狀態，直到1949 年之後才進行挽救，但外來的影響和通商口岸不過是導致這一危機的一個因素。這種新的情況不適合列寧的帝國主義理論的框框，雖然它很適合毛主席為包圍城市而強調的中國農村的自給自足。
人口問題上的災禍
中國在19 世紀和2O 世紀的禍患，因兩個過程的不幸配合而更為加劇。這兩個過程是西方的侵略和朝代的改換。在西方的接觸開始破壞儒家社會秩序的同時，堆積如山的國內問題使政府日益削弱。從18 世紀末起，在位達150 年之久的滿人已開始感受到促使過去各朝代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