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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的前夕。他在中國呆了兩年零兩個月。他於1919 年6 月在北大時，正當北大被捕的學生勝利地邁出監獄的大門。他的學生― 胡適、蔣夢麟、郭炳文、陶行知和其他一些人為他大吹大擂，廣泛宣傳杜威支援他們實行更科學、更民主的教育運動。杜威教授在遊歷了11 個省，在78 個不同的場合做了150 餘次演講。他的演說被譯成中文，用書和刊物形式廣泛散發。他關於邏輯、倫理學、哲學和教育的主要講話，是在北大和南京師範學院發表的；但他也在東北、山西和上海、長江下游的六七個城市以及湖南、福州、廈門和廣州做了演講。
杜威作為美國最有名思想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勝利後來到中國，受到的歡迎真是無以復加。部分在於他的活動全是他的那些在北京和南京教育系統身居要津的學生策動規劃的，另一部分是因為杜威對於現代科學、教育和民主之間的相互關係極為關切，這使得普通民眾都懂得了現代科學的實驗主義（或實用主義）所提出的“假設可以透過實驗來確證”這個道理。用新的“科學的權威代替傳統的權威”，打破了正統經典的束縛。教育不是灌輸記誦的知識，而是發動學生去想，從而培養他的“個性的發展”。教育不應該僅僅是國家的一隻手臂，它應該使公民們做好準備去參加代議制的自治政府。
杜威離去後，他的幾個哥倫比亞大學的同事相繼來華訪問，查訪學校情況，建議教授科學，設計一些中國智力側驗，等等。總而言之，沒有任何一個現代外國思想家比杜威本人更多地把他的思想展示給中國受教育的公眾。結果怎樣呢？僅僅是講了些皮毛而已。中國正在進行一場猛烈反對外國勢力和反對軍閥的革命。
第一，學生運動把學校搞亂了。l928 年以後新的國民政府為使教育成為國家的一個工具而使其政治化。杜威的教義所要求的條件太多了― 一個穩定的政治環境，法律對於個人的保障，逐漸改進的時間。中國最需要的是些別的東西。人們可以想像即使托洛茨基站在杜威的位置上，他能夠做到些什麼。
胡適在北京為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意識形態而辯護― 正如沃爾特？ 李普曼在紐約的《 新共和》 雜誌上所辯護的一樣― 的實驗主義，使他成為“文化革命”的尖兵。但是新文化運動對於軍閥政權的殘酷事實完全無可奈何。例如北京八大院校自1921 年初開始，職工就領不到薪水，春天他們就舉行罷教。但當教職員工和幾千名學生，加上代理教育總長於6 月3 日向共和國總統請願時，竟然遭到門衛用棍棒毆打和刺刀亂刺。杜威對胡適說：軍閥和教育不可能並行不悖。所以，我們可以得出結論，美國式的自由主義和中國革命也同樣如此。
誰要是由於短視至今還在探尋美國為什麼“失掉中國”的原因，那就請注意一下，杜威於1921 年7 月11 日離開上海時中國共產黨剛好要在那裡成立。最為進步的教育剛剛展示在革命的中國面前時，她卻轉到馬克思和列寧那邊去了。哥倫比亞大學教師學院在共產國際陽光照耀之下，變得暗淡無光。顯然，美國的自由主義解決不了中國的問題，雖然它作為主流思潮後來又苟延了15 年。
如果我們考慮到20 世紀2O 年代美國的影響遍及中國的各方面，而那時期俄國對中國的影響還微不足道，這個事實就更發人深省。海上貿易和基督教會自16 世紀起就將西歐人帶到中國了，而且美國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飛躍升騰，達於頂點，他們的影響迅速擴充套件到全中國。與此相反，俄國人雖也從17 世紀就隔著荒涼的西伯利亞接近中國，但他們的貿易是用駱駝隊穿過蒙古，數量少而且受到控制。到18 世紀俄國東正教會在北京只有少數幾個人主持，他們平時只埋頭學中國語言或喝白酒遣興。
在為世紀初期，幾乎沒有“留學生”從俄國回來。所以，俄羅斯模式在中國不像西方經驗那樣具體和直接地為人所知。不過，儘管相互間缺乏瞭解，但中俄兩國都是由於君主專制政府的壓迫而成為落後的國家。19 世紀90年代俄國的改革派曾用暴君彼得大帝來象徵一個統治者怎樣借西方的例項來建設國家。l900年以後俄國雖有些革命騷動，但她在中國東北的帝國主義活動卻更為咄咄遭人。不過俄國的無政府主義恐怖活動，特別是暗殺，給了中國革命者一種資訊。他們也曾多次用炸彈炸死敵人和他們自己。另外，他們也從俄國學習了浪漫主義的終身獻於革命的生活方式，以及克魯泡特金親王式的講求互助的、非暴力的無政府主義理想。一句話，俄國和中國的專制政治和落後狀況，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