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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課題只好留待年輕的中國共產黨去完成了。
中國高等教育機構中的學生群體早已開始按照科舉時代的傳統，就是集合到皇朝政府的考試中心舉行示威請願的方式採取行動了。1919 年“五四”運動以後，學生們的愛國活動和追求革命的活動，也就是在這樣的新制度中進行的。它表明現代學生承擔了自己的義務，繼承一r 孔夫子的學說，試圖去“治國平天下”。當然這也與歐洲的傳統不謀而合。
這樣，中國就有了一個東鱗西爪拼湊而成的教育制度。為了初等和其他各級教育，現在有了像商務印書館那樣廣泛供應教科書的新出版社。官方的編譯機構組織出版了日本以及西方各種書籍的中文版本。先是用日本名詞，接著又發明了各種學術名詞。早期回國的留學生花了很多力氣解決各種術語問題，以致對現代思想中的經濟、社會、個人主義、權利等名詞，都提供了適當譯名。自然科學也經過原來在國外受訓練的專家之手，引進到中國生活中。許多中國的技術學校也有所貢獻，一般高等教育機關都保持了受教育的人應該對社會做出貢獻的傳統。從教會學校開始，婦女也被卷人教育的主流，甚至在農村中纏足的風氣還沒有絕跡以前，已有女生上學。從本世紀初，人類學和社會學等科學已經開課；地質學和考古學的成就也廣為傳播。
同時，中國的耶穌教教會，也學會了用兩條腿走路― 辦醫院和教育。大約200 所教會學校和幾所大學辦起來了。1920 年，這些學校有的合併了，後來一共有12 所基督教辦的大學。北京的燕京大學首屈一指。燕京的領導人物是十幾個中國和美國的教會教育家。他們在1919 年組成了一個宗教學習團體，取名叫“生活聯誼會”。他們都是虔誠的基督徒，相信中美雙重文化教育和篤信耶穌基督是挽救中國的道路。在軍閥橫行和政治動亂中，燕京因為是一個在紐約註冊並大都由那邊出錢辦的美國機構得到了保護。他們用美國出的錢構築了美麗的燕京校園。燕京大學位於用庚子賠款建設的清華大學一英里外的郊區。雖然加世紀初期民族主義風起雲湧，不斷高呼打倒外國勢力，燕京大學中國基督徒的領導地位始終巋然未動。1928 年以後，燕京大學在北京成立了一個校務委員會，在國民政府註冊立案；原來在紐約的董事會，則根據英文的章程繼續掌管學校的基金。
在中國的耶穌教會有一種世俗傾向，就是愛千預當地的社會問題，而不僅限於精神事務。這種傾向是適應中國環境下人們的需要的。在美國，福音傳道事業是為了改善人們由現代化所引起的緊張困厄狀況，它起著安慰、舒解的作用；在中國則是吃飽了肚子才談得到精神上的和平和安慰。換句話說，美國人需要在快速多變中得到精神和平和嚮導，中國人則必須克服貧窮、疾病、無知和混亂的可怕境況。由於處境不同，精神上需要的文化自然不一樣。19 世紀8O 年代，青年會在美國是應付城市青年的需要；在中國，這時的青年會也開始應付中國城市和教育的需要。福音傳道變成了只是基督教會工作的一部分，雖然它還是一個重要的內容。
1922 年舉行了一次耶穌教各教派會議，成立了一個全國基督教協會，以統一聯絡3000名傳教士和25 萬到父萬中國耶穌教徒的工作。在衡量這個群體的影響時，必須看到中國受教育的上層人士數目極少（在為世紀30 年代受過大學教育的人不過10 萬）這個特點。調查研究工作顯示出耶穌基督教會對中國的現代化做出了廣泛和多方面的貢獻。
夭主教對於中國的現代教育也做出了貢獻，雖然羅馬天主教在中國的做法和耶穌教的做法十分不同。它在中國的活動於16 世紀歐洲探險時期就已經開始了。天主教的耶穌會派和其他派別不同，他們一開始就接觸統治階級，並且相信熟悉中國語文和風俗習慣和向有興趣的中國學者表演西方科學是取得成功的辦法。耶穌會派的天主教徒循著利瑪竇的先例，以求學名義取得了官方身份，然後出任欽天監，負責天文和訂定曆書的事。天主教中的方濟各會派和多明我會派後來控訴耶穌會派，認為他們接受了過多的中國文化和教條，並在祭祀祖先問題上發生爭執，最後發展成中國皇帝與羅馬教皇的對立。而不幸的是耶穌會派站到了中國皇帝方面。1724 年以後他們統統被驅逐出中國，留下來的也只能在北京以外秘密傳教。1773 年耶穌會在羅馬也被取消，直到在1814 年才恢復；19 世紀叨年代拿撤路派在羅馬當權時，耶穌教傳教士才在中國重新出現。
天主教傳教士不大關心個人的改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