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吹法國大革命的日號“自由、平等、博愛”。1921 年中國共產黨成立後，他被推選為第一任總書記。
一般來說，有封建家庭背景和階級鬥爭思想的中國留歐學生，政治上比較積極。美國留學生中則改良主義者多於革命者。最著名的是191 分一1917 年間在康奈爾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讀書的胡適。他回國後到北大，決心把中國文字改成日常說話用的白話文。歐洲人在文藝復興時期就做了這件事，把拉丁文分開，發展了義大利文、法文、德文和英文，作為各國的民族語文。這一種“文化革命”早應該在中國實行，這不僅為了創造一種使普通人能看得懂的文學，也是為了使中國文字成為現代思想的表達工具。
白話文早在18 世紀時的通俗小說如《 紅樓夢》 中以及19 世紀耶穌教傳教士向來普通人佈道時已經使用了。過去有過不少人試用，但都受到保守派的反對。保守分子覺得掌握古文使他們獲得了既得利益。但胡適和陳獨秀等人聯合起來提倡白話文後，這種新的文體很快取得勝利。1920 年教育部頒令，教科書一律使用白話文。
從外國留學回來的一代人就是這樣透過創辦新的大學和創造新的文字來傳播學問的。他們應用他們的才能，重新評價中國的文化遺產，新文化運動也就隨之發展起來。他們對老式家庭制度壓迫個人自由和奴役婦女發動攻擊。他們重新評價古典經書和白話小說，對民間傳說加以科學研究。尤其重要的是，他們當中的大多數人從事了許多哲學博士從事的教育職業，建立了很多教育機構來傳播當時西方正在流行的各種進步思想。1916 年以後的軍閥橫行固然困擾著各省，但信奉孔孟之道的儒家教育體系也因此而全面崩潰。從1911 年到1949 年，一直沒有一個強大的中央政權。結果，教會辦的大學就有機會以現代文理科學培養一批中國學者而不受中央政府的控制。在幾十年間，教會大學以一些美國有名的大學為榜樣，用它們的思想和風氣教育了中國一代新人。
基督教對於新文化運動的崛起到底有多大影響仍然難以確定。外國人由於瞭解教會運動比較多，多傾向於誇大這種影響；而中國革命者由於對本國情況更為熟悉，則對傳教士的作用不太重視。這事仍將成為中外之間的一個爭論。
因為基督教大學是美國公眾知道得最多的教育形態，我們不妨在這裡稍停一下，看看中國的教育傳統和基督教大學屬於其中之一部分的教育體制。
帝制時代的中國沒有政府辦的初等教育體制。要就學識字，多半是在自己家裡或進村裡幾家合辦的私塾，或進一個家庭捐辦的義學性質的公塾。初級課同儒生世家開蒙一樣讀《 三字經》 ，不過普通人家的子弟到此為止。
我們前面已經講過，帝制政府只對同各級科舉考試平行的從縣到州、府、省級的公塾加以扶持。這種學校都不管住宿，學生只限於鄉試及第、有資格進學的儒生。這些人將來如不能做官，只適於做教員。但這些儒生都免於從事任何體力勞動。
這樣，傳統教育制度基本上是國家的一個附屬物。殿試錄取的生員，可以在北京人翰林院，那只是極少數優選出來的人，從事編纂檔案和處理文書的事務。明清兩代，各省設有書院，特別是長江下游各省較多。有些書院是宮廷支援的，有些是高階官吏辦的，有些是準備進一步考試的培訓所，有些是躲避世間繁雜交往的潛心研究的地方，有的不受公家的直接控制。
19 世紀卯年代的革新運動建立起一些研究團體，有些革新派受到了傳教士們為宣傳基督教而設立的小型學堂的影響。1905 年廢除科舉以後，情況大變，中國在曲折蜿蜒中走上了革命的程序。
2D 世紀初帝制末期的革新時期，日本是訓練中國留學生的中心。他們中間不少人徹底變成革命者，但多數人回國後在名義上改成新式學校的舊式院校中教課。一種受日本影響建立起來的新學校是法政學堂，日本人喜歡用這類學校來培養新型知識分子。
但此時對中國影響最大的是大西洋地區，主要是美國。在1905 年用庚子賠款的一部分資助中國到美國的留學生以後，美國對中國的現代教育基礎就產生了影響。出身於中國上層階級的學生到法國和德國留學的，回國後常常變成了革命者，特別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他們的興趣和活動，都是高度政治化。而從英美回去的學生多傾向於科學和人文教育方面，英美學校似乎也是長於開那些課的。
由於這些影響的結果，加世紀鄧年代興起了許多國立大學，即政府出資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