偉大的中國革命(1800-1985年) 作者:費正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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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像陳獨秀一樣的知識分子，則於1921　年參加了中國共產黨，成為中國傳統的主流，就是學者通常和國家聯絡在一起。

這種趨勢產生了一些模稜兩可的現象。中國式的自由主義分子仍然要國家批准或至少容忍他們的活動。他們要求國家保護，而不要控制。這種想法，在培訓留學生事業中特別明顯。這些留學生出國大部分是公費，回國後通常也是由國家安排工作。

造成這種新的領導局面的一個因素，是美國國會受在中國的教會教育家鼓動於1908　年透過了一個決議，即將庚子義和團問題賠款中歸美國的小部分（2000萬元）中的大約一半，用來教育中國送到美國留學的學生。對美國政府的賠款仍繼續支付，不過這筆錢自動地轉到處理獎學金事務的中美董事會。這個法案是管支付獎助金的，正像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參議員富布賴特建議透過的、用於全世界範圍的獎學金專案一樣。依靠這筆錢，北京開辦了清華學堂，作為派送學生赴美留學的預備班。到1925　年大約有1000名中國青年學生―　至少是全國的高材生―　用這筆獎學金到美國學習。加世紀加年代初，由於日本侵略不斷激怒著所有的愛國者，更多的學生公費留美，為數超過了到其他國家留學生的總數。隨著這些新的精英人物1914　年以後陸續回到國內一團糟的官場，一個新的、洋化的愛國領導階層跟著出現了。

這些在外國學習回來的留學生通常已爭得了學術地位，而且他們出身的家庭多半是搞學問的，很少是土生土長的農民出身。他們年輕、有才能，早年學過中國經典，然後在外國學習了4　年以至10年，基本上掌握了外國語和現代學識。在兩種文化環境中艱苦學習20年左右，使他們真正成為具有雙重文化的一代人，比過去的乃至今後的任何一代人都能填補相當深的文化壕溝。回國以後，他們在服裝、談吐、以及學術資格上都明顯地出類拔萃。在他們的頭腦充滿了強烈的、基於新的世界觀的愛國主義。這種世界觀就是：在西方科學和知識普及全球之際，惟獨中國處於落後境地。除了極少數漢學家之外，他們是僅有的一些能夠把中國和外在世界在知識上匯合起來的人。

此外，他們的教育經驗產生了他們之間的個人聯絡，就像中國世世代代的學者那樣。這種聯絡以秘密的聯誼會之類形式組織，有一部分效仿當時美國大學中紛紛成立的用希臘字母命名的聯誼會。例如1920　年在上海成立的CCH　（代表“成志會”）　，是合併兩個早以前成立的團體而實現的：一個是l907　年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城的中國學生開會時由9　個團體會員組成的DJ　（代表David　和Jonathan　）　；另一個是1917　年在馬薩諸塞州的諾茲菲爾德城一次基督教徒會議上由7　個會員組成的CS　（代表十字架Crose和劍Sword）。“成志會”成立後即展開活動，到1936　年共發展了227　個會員，並且在紐約、華盛頓、波士頓、芝加哥、南京、北京和廣州各地設有分會，19　四年還在上海舉行全體大會，選出13　人的中央委員會。另外還有幾個這樣的聯誼會。會員們利用夏天在避暑地聚會，彼此在事業上互相幫助。歸國留學生的社會地位不下於坦時代的中國儒生。他們是為數只有幾千人的小團體的成員，這些人常常光顧法律協會、哈佛廣場以及紐約117　街的百老匯。他們和中國的普通百姓之間還隔著很大的距離。

留學生回國後立刻擔負起他們在外國學習的那些專業領域中的領導職務，從而使中國從歐洲和美國都可以得到某些教益。他們之中一位有名的政治家蔡元培（　l867…1940）早年經過科舉，人翰林院，後來參加了孫中山的同盟會，然後又在德國四年，學習康德和其他唯心主義者的著作。1912　年他在中華民國第一屆內閣中出任教育總長六個月。1917　年他任北京大學新校長。蔡聘請了新教授，改組了整個大學。北京大學從一個培養官僚到政府裡領千薪的職員訓練所，變成了全世界各種思想的大熔爐。蔡氏主張大學自治―　“教育超乎政治之上。 不受政治控制”。他提倡教職員治校，學生和教師間保持個人關係，教授可以私人資格發表政治書長。（他後來在1928　年建立國民政府的中央研究院，模仿歐洲政府辦的只從事研究學習、不授課的研究機構。）

1917　年蔡元培任北大校長後，聘請了敢於標新立異的新聞記者陳獨秀（1879一1942　）為教授。陳曾留學日本和法國，並領導過打倒“孔家店”的鬥爭。他在他主持的《　新青年》　首先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