偉大的中國革命(1800-1985年) 作者:費正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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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是走在政治的前面，而全盤西化是一個大錯誤，事實上是不可能的。中國只有一條路可走，就是選擇輸人什麼機器而已。梁啟超對於1919　年的凡爾賽和會所抱的幻想徹底破滅之後，看出在這個和會上，中國的權利被人抹殺，顯然財富和武力勝過了真理。他的宇宙觀邁出另外一步，他回到中國，感到導致世界大戰的這場屠殺的歐洲文明，缺乏一種正當的集體觀念。西方奉行理性科學至上和著重個人主義與享樂主義，結果是使西方走人迷途。

在另一方面，康有為想把孔教定為國教的企圖不符合基本的文化定義。簡單說來，宗教在西方雖曾在國家與教堂二元領導下，卻與政治是分別開來的。可是在中國，孔教國家卻包容了文學、哲學、政治和國家對皇帝的崇拜，並且將它們統一為一個整體。1911　年革命以後，各省都紛紛成立了孔教團體，力圖使中國傳統的精華永遠傳流下去。有一種看法認為，立孔教為國教與現代科學並行不悖，但是這種看法只不過是一種可利用的計謀而不是基本的原則。

另外一種看法，坦率地說，就是玄學，或形而上學，認為科學的理性和機械學，都不能包容心靈的直覺生活。這裡顯然存在著佛教的影響，把物質的西方和精神的東方對立起來。這種論點在20　世紀20　年代發展成為科學與玄學的一場論爭―　這時的玄學恢復了明朝哲學家王陽明的“良知”學說。這種‘；　．心”和“物”的爭論是在中國的傳統方式下進行的。主張現代科學可以導致較好生活的人們，雖然在這場論爭中取得了勝利，可是他們卻無意識地給馬克思主義作為“社會科學”在中國取得勝利而鋪平了道路。

在本世紀的最初幾十年中，克魯泡特金式的無政府主義也做出了貢獻，因為它攻擊了禮教和家族等孔教思想，以及按照身份規定社會義務的一套主張。中國的無政府主義者團體是在巴黎和東京組織的，它的刊物都主張平等是解放個人的必要條件。無政府主義思想影響很廣泛，而且有創造性。他們不主張組織起來奪取政權，但是他們為新文化運動注人了許多新觀點，首先是攻擊家庭制度。雖然歷史後來一般都不注重無政府主義者了，但是他們是俄國革命之前在中國宣傳歐洲社會主義思想的主要人物。

1928　年以後有蔣介石下面的國民黨專政，繼而於l949　年以後有毛澤東下面的中國共產黨的專政，因此外面世界都以為現代中國是一個極權國家，一黨專政的國家。但是如果仔細檢閱一下歷史的記錄就可以看出，自由主義一定程度上還在起著作用；許多個人，以他們卓絕的努力，做出了基礎性的貢獻。在1927　一l949　年間國民黨專政是一種區域性的不完整的專政，特別是同後來的歷史比較起來。在國民黨統治下，現代中國的自由傳統（讓我們把它叫作中國式的自由主義吧）處在支離破碎、動盪不安中，沒有繁榮，但也沒有死亡。對美國人來說，這種自由傳統在1928　年以前和以後到1937　年為止的發展情況使中國的過去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並且使人對中國的未來抱有希望。在西方自由主義者看來，法律程式是不言而喻的。獲取政權必須透過合法手段，但是中國的自由主義者沒有辦法創造法治，也沒有辦法控制軍事力量。即使他們從富裕人家出身，他們的安全也沒有保障。因此他們所能做的就越發了不起：很多有才能、有志氣的個人獲得了一些小的成就。

這些人加上少數婦女，形成了一批新的學者型行政管理人才。20　世紀初期日本留學生中產生了在1911年及以後年代中積極活躍的一代革命者。現在西方留學生中產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國民革命時期的學術領導。現在這一代不是透過科舉考試（已於I905　年廢除）人仕，而是在海外得到學位，典型的是哥倫比亞大學的哲學博士。這些中國式的自由主義者同國家當局的關係，不同於帝制時代。首先對於學者扮演的角色，看法不同了。一個最古老的儒家的格言―　也是像王陽明之類的儒家官吏所認可的―　就是理論和實踐的統一，即知行合一。人應該“實事求是”，有了知識就應該在實踐中應用它。清代講治國之道的學者都是支援這種思想的。一個人知道了什麼，就有責任向當局講出來。換句話說，在中國傳統思想中，學者是一個政治動物。象牙之塔只是隱士用的。“五四”運動中像胡適之類的學者和陳獨秀之類的政治活動家，他們之所以分裂開來，就是為此之故。西方教授一般都認為應該站在政治圈外，而在中國，這樣做就是失職。因此，胡適和他的中國式自由主義朋友們按照西方的模式，搞了另外一套，就是學者不管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