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部分 (第1/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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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閥時代上自袁世凱開始，下至蔣介石為止，兩者當時都統治著一個名義上統一的實體。在1916 年袁世凱死後到1928 年國民政府統一這12 年中，是軍事統治下的政治分割，其中多數分割者是各省的督軍。中央政權自19 世紀中期以來日趨沒落，儘管形式上仍然是北京政府，掌握中央權力，同時它也還管著駐外使節和郵政局以及一些其他內政事務。不管是外國列強或各省軍閥，沒有一個人要求中國破裂，也沒有一個軍閥試圖建立一個新的朝代。相反，他們試圖組成聯合體來反對別的對立的聯合體，但他們都是用軍隊這麼千，不是用思想或政黨來動員群眾的擁護。令人奇怪的是，這些軍閥大都劃地為牢，他們的軍隊規模也很有限。他們夠製造或購買軍火，也可以徵募兵丁，指揮軍隊到處去禍害，但是不能建立起穩定的現代式政府。
造成這種混亂局面的一個原因，是中國在另一方面，即在各省當局和外國人之間出現了斷裂。巾央政權沒落，外國勢力卻鑽了空子，增長起來。舉例說，當1911 年各省宣佈獨立的時候，海關總稅務司這時也受到威脅了。這個司是掌管中國的外匯收人和債務償付的，這時它卻不僅僅估算海關稅收了。海關的外國稅務司第一次把稅款存人並匯給在上海的國際銀行團。這樣做是省下了中國的外匯，不必向外國借了，但是卻進一步損害了中國的主權。
這個時候，不平等條約已經許可外國人以半殖民地方式參與了中國人的生活。外國人雖不控制中國的整體，他們的特權卻損害了中國的主權。他們插手市政和全國性的公共事務管理，在海關、郵局、鹽務署等機構中，繼續以中國政府拿薪水的行政職員資格工作著。當然，關稅和鹽稅都已劃定為償還外債和賠款之用了。在主要的通商口岸城市，其中最大的是上海，外國領事們負責租界裡的政府事務，例如英國控制的上海工部局。中國多數大城市都有水路通航，因而英美以及其他國家的炮艇在出亂子時都能開去鎮壓和警備。這就使得通商口岸城市（即大多數主要城市）成為避免軍隊踐踏的中立的避難所。
上海代表了中國現代化最好和是最壞兩個方面。像其他後發展國家一樣，這個海濱商埠成了大都會。在帝國時代，蘇州是長扛下游的大商場。但是隨著長江三角洲逐漸擴大到海邊，上海逐漸成為內河帆船和從海南到滿洲大量沿海航行的各類輪船的匯合地點。長江蘭角洲的位置方便了上海的發展。這裡是全帝國最豐裕的產米區，明清500 年中每年從這裡經由大運河把大米供應到北京。上海不僅得到這樣一個物產豐饒地區的供應，還有運河和鐵路，交通方便之至。
上海在外國庇護之下發展起來後，就可以和隨著歐洲侵人東方而成長起來的其他海岸商埠相媲美了。像仰光、孟買、曼谷、加爾各答、新加坡和雅加達等城市，在和歐洲進行海上貿易以前，都是不太重要的。自從太平軍起義將蘇州的紳士趕到外國炮艦保護下的上海以後，上海在很大程度上就變成一個在外國司法管理下中國人聚居的新城市了。上海就是這樣扮演了許多角色― 首先它在l843 年之後是現代化和外國商業的發源地，1890年以後又是工業的發源地。在出版業、報紙和日趨活躍的輿論的支援下，上海還成為中國改革和革命思想的主要中心。現代城市中洋化的公用事業與西方化的生活方式、外國思想和風俗習慣以及中國政府主權和外國領事們主持的治外法權之間的不平衡相伴而來。當蔣介石在1943 年發表他著的《 中國之命運》 時，他認為上海是一個邪惡的汙水坑，的確不錯，那是他從親身經歷中知道的事實。
上海市地方市政管理發生過一個怪現象。市公用事業原來都是在上海工部局之下建立起來的，1910 年時還是在英國商團控制之下。工部局後來把租界的道路擴充套件到租界以外，從而擴充套件了工部局的管轄範圍。工部局原來在它的下面僱用中國人管各種事務，現在又弄來許多印度錫克人當警察，來管理中國人。在接替赫德擔任總監督的一個英國人的管理下，中國海關管著商埠事務。上海的生活方式在外國人眼中一望可知是半殖民地式的。上海俱樂部還是不準中國人進出。現在改為人民廣場的跑馬地當時還在賽馬。青年會、耶穌教、天主教辦的大學把西方文明的影響帶了進來。但是源源不絕來自廣大農村的中國大量勞動群眾還沒有組成工會。在工部局控制之下，工廠立法非常遲緩。上海人口還是不斷增長，因為這個通商口岸既是一個工商業中心，又是逃避軍閥們強取豪奪的避難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