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部分 (第2/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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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出租界地就可以看見那種強取豪奪的景象。
在這種半殖民地環境下，上海的中國政府的行為是受到嚴格限制的。它的管轄權在公共租界和法國租界以外，限於租界以南，所以中國政府管轄的不過是上海市的邊緣。甚至於大上海市的想法，是到沁世紀加年代才想出來的。可以肯定有一箇中國市長幫助外國領事處理涉及中國人的法律案件。在l925 年以前，上海會審公堂是代表中國政權的推一機構。
在這種情形下，管理中國人的空隙就由一個叫做青幫的地下組織填補了。這個組織是一個以拜把兄弟結盟方式結合起來的秘密組織。它用武力或金錢脅迫它的成員從事現代城市中一切骯髒活動― 成批和零星的賣淫，對商人勒索保護，同外國警察（特別是法租界裡的）行賄勾結，控制販毒，特別是鴉片。從長江上游偷運到上海的鴉片煙日漸增多，工部局無法禁止，於是外國人就和中國秘密會社互相勾結，便宜行事。這裡的幾千個外國居民深深相信：中國人是天生為非作歹、招搖撞騙、揹著政府於壞事的。
同時，在商業方面，內地輪船航運仍然主要掌握在英國商人手裡。當時中國各省都有煤抽代理站，煤油是最普遍行銷的現代商品。農民用它點燈來代替蠟燭和植物油燈，可取得更大的亮光。這種煤油是由美國德士古公司或英荷皇家荷蘭殼牌公司所屬的亞洲石油公司銷售的人。另外大眾消費最廣泛的一種外國貨是英美菸草公司（主要是由美國北卡羅來納州的詹姆斯？ 杜克掌管）的捲菸。該公司的買辦們把菸草種子和貸款發給華北的菸草耕種戶，然後收集他們的產品，供給加工中心和幾個大的捲菸工廠。菸草業中，從東南亞來的南洋兄弟菸草公司開始同他們竟爭。中國公司在這以前就同外商竟爭了。在一些外國控制地區，首先是英國殖民地香港和上海公共租界，一批中國商人很快地脫穎而出。
幾百個小的教會學校形成的網路以及教堂、診所和醫院散佈在各省。這在一定程度上是日漸增多的中國基督教徒、有現代頭腦的和愛國的人們的創造。他們響應基督教義的號召，並認為這些設施對改善中國現狀是有效的。隨著舊有的信仰在紛亂中失去生命力，基督教就有了比17 世紀明清過渡時代更廣泛的發展機會。這些宗教設施和商業設施中的大部分職工都是中國人，這些人是共和國新興的社會成員。他們都受到治外法權的保護，因為條約中治外法權條款規定，所有外國人和他們的財產以及他們的傭人，除非透過他們自己的領事渠道外，不受中國法律的管轄。這樣，中國的半殖民地位保護了相當一部分公用事業免於軍閥的蹂肺。同時，正像瑪麗？ 賴特教授說的：“外國太上皇的地位既辱汙又激怒了中國愛國者，但同時給了他們效法或者避免的範例。’；
總而言之，軍閥行徑是一種奇異的有限度的混亂。它並沒有從根本上影響中國洋化了的、現代郊區的邊緣地帶，也沒有直接打擊農村的廣大農民群眾。軍閥和傳教士有時候會互相勾結起來：有一個住在成都的美國傳教士的妻子發現城外圍城的軍閥士兵正朝教會住宅開槍射擊，她就寫信給城裡和城外兩方面的頭目。這兩位將軍居然下令停止射擊，讓這家美國人從城的北門溜出去度假去了。
軍閥們沿著水路、鐵路和新的公路調動他們的部隊，他們經過哪裡，就靠哪裡的老百姓供應，以苛捐雜稅把他們管轄的省敲詐得精光。但是他們實際打仗是有限的。中國人民從直接的破壞中受到的禍害倒不是最多，最嚴重的是慢性的摧毀：大河堤壩不維修，聽任黃河氾濫；鴉片恢復生產，因為販運或者走私可以勒索重稅；經濟生活支離破碎，長期投資越來越少，資金虧損娜用超過投放，就像修了鐵路而任車皮擱置磨損。此外還有濫發鈔票，通貨膨脹。最糟糕的是在這個“以德治國”的國家裡，公共道德敗壞至極。梁啟超幾乎絕望地說：“在今日中國，只有欺騙、狡詐、惡毒、殘忍的人，才能得其所哉。”
探索軍閥橫行的政治，就好比要記住一個你從未訪間過的城市的公共汽車路線一樣，而這些路線每天都在變來變去。我們自己會弄得糊里糊塗，越發對中國人民不得不在其中生活下去感到難過。現在我們不妨掉過頭來看看“基督將軍”馮玉祥（1882 一1948 ）的經歷。這是一個身材碩壯的軍人領袖，農民孩子出身，11 歲時開始當兵，後成為華北陸軍模範旅長。他關心部下的甘苦，接受新的思潮。能說會道的莫特牧師在中國青年會宣教時，於1913 年接收了他洗禮。有一個時期，馮同傳教士們來往較多，他們把他看做當代的克倫威爾，他以新教的嚴酷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