偉大的中國革命(1800-1985年) 作者:費正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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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當時外國的模式，大都表現為幾個政黨組成一個國會。而中國也有了康有為、梁啟超等人組織的政黨。這些政黨多半是圍繞著一個有名人物湊合起來的派系，並沒有什麼政治綱領。至於內閣，它究竟應該對總統負責，還是對國會負責，還是一個有爭論的問題。

同時，阻擋著這些計劃的，還有一些從古老帝國的孔孟之道承襲下來的絆腳石。第一，在社會結構方面，統治階級計程車大夫階層已經擴大並分化了。雖然農民群眾小規模的騷亂很快都被鎮壓下去，但在政治上仍然有很大潛在力量。透過普選―　按人頭算―　實行多數人統治的辦法，還被人們認為是一種讓愚蠢人當道的選擇官吏的傻辦法；代議制的觀念還沒有確立下來。因為才能、資歷和資產而被錄用的老規矩，人們還以為理應當繼續不變。第二，政治權威―　治亂之道，人們還認為在於強有力的行政領導；個人對於當權者忠誠不二，仍然是內部和平的基本因素；制定法律是統治者的事情，甚至於行政與立法應該分立的思想都很少有人理解，接受它的人更不多。第三，價值觀念―　有道德的人施行統治以利於百姓，像儒家教導的那樣，是一種道義上的責任；“和為貴”，和諧應該受到獎譽，而不要在法律上講得失，搞競爭落整個行政應該統一起來，擁護統治者。任何主張現代化的人如要改變這些多年承襲下來的想法，都要打一場攻堅戰。

舉例說，孫中山就相信內部和諧符合於民族利益。袁世凱在1912　年哄騙他來北京進行協商，以便成立一個單一的全民性的政黨。孫中山說：“我們的國家大難當前，？　一不應再堅持不同的黨派政策。”他又說：“中國的目標在於趕上並超過列強，不管是東方的還是西方的列強。”孫中山的助手黃興說，他們應該使新中國成為“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先鋒”。孫中山和黃興都宣佈對袁的信任，自己則退出政治，分別從事鐵路和礦冶建設，這是和諧的、也是袁世凱統治的黃金時刻。當1912　年3　月袁世凱總統任命唐紹儀為總理並組織內閣時，唐發現在他的內閣究竟是對他本人、還是對總統、或是對國會負責的問題上意見分歧，無法定奪。他還是組成了一個內閣，但這些閣員覺得應該聽從袁總統，而不是唐總理。這個總理沒有預算，沒有黨的組織，沒有靠山，甚至沒有指使閣員的權力。到6　月，他只好辭職，內閣制變成了總統制。

同盟會的年輕領袖、湖南人宋教仁正在領導一個籌備多黨議會的運動。他是一個有才華的年輕的革命組織者，深深地專注於代議制民主的西方自由理想。他已經像傑斐遜那樣起草過一部臨時憲法。1912　年8　月他發動革命同盟會和4　個小黨派聯合起來成立了一個新黨―　國民黨。1912　一1913　年冬中國曾搞過一次全國選舉，但仍然是在極有限的、間接選舉的基礎上進行的。l　吠珍年省議會選舉規定，合乎資格的選舉者比率是全體人口中每1000人有4　名，即遠遠不到l　％。1912　年這個數目增加到大約人口的5　％。當時選舉這種事是非常新奇的，有選舉資格的人受著嚴格的學歷和財產的限制，它只能是社會上層人士的活動，因此幾乎不可能引起海外的注意。

這個中國第一次和惟一的一次為組成自由的代議制政府而進行的選舉活動，原來是想選出省議會議員和國會兩院議員的。宋教仁指揮了國民黨爭取士大夫們支援的競選活動。和其他人一樣，他主張全國統一，但是他強調各省的自治，這就要靠選出來的省長，而且要透過各地的地方自治來實現。總理將由國會中的多數黨來選擇。1913　年國民黨取得了國會中的多數議席。宋教仁受到鼓舞，希望能用立法的憲法手段限制袁世凱的權力，希望把他作為一個傀儡。

用花樣翻新的選舉運動和分散權力的活動對袁世凱權力的威脅，使他覺得是近乎謀害似的不忠誠。他曾槍斃過好幾個罪過比這小得多的將軍。他正為他的中央政府尋找財源感到手足失措，現在更覺得四面楚歌了。於是決定用他的辦法對付。他動輒用暗殺消滅對手的辦法已經使革命者警覺起來。革命者暗殺官吏，已多次實行，並且被認為是忠誠於事業的表現，特別在他們被捉住的時候。現在搞暗殺的卻是最高當權者，因訓練用於中國城市的現代警察而聞名的人物。當他正在尋找解決政策爭論的有用辦法的時候，就像一個倦於為人整骨的外科醫生一樣，索興鋸腿截肢，又快當，又省事。袁世凱碰上了要當國會領袖的宋教仁。宋天不怕地不怕，一心要勇敢地試試在中國行不行得通國會民主。但是在國會開幕前，袁世凱於1913　年3　月派人在上海北火車站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