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部分 (第3/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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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槍殺了，宋死時年方31 歲。
袁世凱立刻製造謊言說，暗殺是宋的湖南同鄉黃興搞的。誰都知道這是不可能的。不久，上海法院（當時不在袁的控制之下）公佈了事實真相。同一天弘袁宣佈善後大借款談判完成，五個外國政府正式承認了他的政府。他又一次實行暗殺而免受懲處。帝國主義列強知道怎樣讓它們的麵包在中國塗上黃油。它們能夠同袁世凱一道工作了。他不會用石頭砸壞它們的船，也不會動員義和拳式的起義來反對外國特權。
這裡簡單總結的這段故事，只是當時一大串事實中的一樁而已。那個時候令人關切的事實，最重要的是帝國主義連續不斷的威脅，特別是1914 年歐洲瘋狂地投人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日本對華的威脅。日本軍隊很快地接替德國進人德國在山東的勢力範圍，然後日本在19 巧年向袁世凱總統提出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條”，企圖把中國降為日本的保護國。英國建議妥協，美國的意見是反對。袁則半推半就。這個事件十分清楚地表明瞭中國一貫的軟弱，但也同時表明了袁世凱在帝國主義心目中是一個不可缺少的人。
袁世凱得到外國的承認後，膽子更大了。他從各方面扼殺國民黨，撤換了它在南方各省的軍事督辦，鎮壓了他們在1913 年發動的防衛性叛亂，解散了國民黨黨部。他在恐怖統治中解散了國會，然後又廢止了各省的省議會和地方議會組織。最後他宣佈自己為終生大總統，接著又宣佈自己要做皇帝。最後這一點，他做得太過分了。軍事討伐制止了他。袁於1916 年6 月心力衰竭而死。
袁世凱出賣共和這件事，給歷史學家一個很好的反思機會。一個壞人會給令人悲哀的事帶來影響是不可否認的，但這並不妨礙我們看出某些體制因素在起作用。舉例說吧，袁世凱時期的政策依然是透過函電、彙報、批示等等傳統方式制定的。官吏們把事件和他們的行動彙報給上頭的一個人，他就用同意或不同意，獎譽或斥責來回答，然後便決定了政策。在這種倉促的、封閉式的執行程式中，插入任何一種根據錯誤資訊而採取的行動，或自以為有什麼立法特權而妄加評議，不但無益，簡直是危險的。把責任分散開來有什麼好處，很少有人看得出來。不錯，美國人是以“分權”的方式統治他們自己的，但是那是在以法律至上為原則下實行的。而中國政府仍然是個人說了算，由“能人”主持，他負有具體責任。在一般中國人看來，甚至在革命者看來，宋教仁所作的努力，似乎是在起分化的作用；儘管他之被刺死令人惋惜。
民國初年的一個失誤，是袁世凱缺乏創造性的想象力，大概這是一切為保留權力而掙扎的首腦人物的通病吧。至少當時的美國公使館認為他“眼光短淺？ 一他除了舊政權的極端主義外，有關政府的事什麼也不懂”。他的目標是建立一箇中央集權的官僚國家，就像加世紀初的滿清政府的目標一樣。他恢復了對孔子的祭祀和其他古老過時的舊習俗，同時以恐怖手段扼殺新政、解散國會、查禁報紙雜誌。他在北京還到天壇按照古代帝王方式祭天，雖然他摩登得很，是乘坐鋼甲小汽車去的。他的政治幕僚們聲稱：“我們已進入一個新時代？ ？ ？ ？ ？ 一切不平等的標誌都廢除了 因此祭天也應一視同仁，普天同祭。”每一個人都是他自己的皇帝。這就是中國改良了的民主，是恢復和利用過去的東西而取得的民主。結果是一種形式上保守、實質上頗為積極的、在某些方面現代化了的獨裁。
能不能不是這樣呢？傑出的外國觀察家們，依據他們對中國少得可怕的知識，曾經認為皇帝是需要的。英國人詹姆斯？ 布賴斯寫過一本推崇美國民主的書《 美利堅共和國》 。他在中國旅行過中國，曾建議中國恢復君主制。一度短期訪問中國，因而也被認為通曉中國事務的前哈佛大學校長查爾斯？ 艾利奧特曾經幫助安排美國政治學協會首任會長古德諾做袁世凱的憲法顧問。這位古德諾教授根據他在北京的經驗得出結論說：中國缺乏它要表現的自由民主所應具備的東西。法制，個人的權利，甚至於紀律，都一無所有。他說：“專制主義應該繼續下去，直到它發展了對於政治權威更大的服從、對於社會合作有更大的力量，對於私人權利有更大的關注之後再說。”
實在說來，這些英美關於民主問題的專家們提出的結論，和梁啟超、孫中山的結論是一樣的，就是中國人民需要一個訓政時期來建立一種公民的意識、一種公共責任心。不幸，美國政治學協會落得一個壞名聲，因為古德諾博士似乎支援了袁世凱復闢帝王獨裁的活動。
北京大學校長曾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