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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可以削減江浙富裕計程車紳的勢力，正像美國國會選舉活動中常常設法限制東部發達地區勢力過分膨脹一樣。
科舉考試究竟乾的是什麼呢？人們對“八股”文體，說了很多壞話，好像它是一種緊箍咒似的。“八股”文是明朝在1487年制定的，規定一篇論文要由8 個對稱部分組成，每一部分不超過700字。它有些像美國中西部不久前實行的一種即席的辯論方式，參加辯論的人對於規定的題目只許肯定或者否定。這是一種口才訓練的方式。
不過，清朝的科舉考試可不是空洞無物的。它泌驗人們的知識和道德政策的判斷力。正如1738 年曾引用過《 論語》 中的話說：“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也惠，其使民也義。”1870 年在武昌會試（大約8500個應試者中）錄取61 個人，每人寫了五份卷子：（ l ）解釋經書中一段原句的精義；（ 2 ）廿四史結構綱要；（ 3 ）各種軍屯的形式；（ 4 ）選拔官吏方法的變革屯（5 ）關於歷代地理的詳情。同這些比起來，英國劍橋大學的榮譽學位試題或牛津大學的名譽示範題，看來都似乎微不足道了。
中國文字含蓄微妙，使用的人無不感到傷透腦筋。因為要正確理解經典漢語，必須博聞強記，任何時候都能掌握全書的義蘊。這要發揮想象，闡發精微，遠遠不像歐洲學生分解一篇拉丁文那麼容易。有人認為在中世紀歐洲，由於紙張和印刷書籍缺乏，限制了當時書院的讀書人和早期的大學學者們長篇大論地就重大間題辯論，以至於側重邏輯分析而不引經據典。如果這種看法是正確的，那麼我們也不妨說，中國文字的精簡、對於讀書人來說，在精確表述一件事時不能不具有第一流的頭腦。他們要像穿過鋪滿地雷的地段似的選擇模稜兩可的字眼和晦澀的譬喻。問問凡是試圖翻譯中國古詩的外國人，你就知道了。
在會試和廷試時，試卷在評定中乃至評定以後，作者的姓名更是極端保密，不準洩露的。生員一輩子可能參加多次科舉考試，許多人終生只記住他們的號碼。他們聚精會神地關注考試，就像年年參加畢業考試的學生似的。有些人經過第三次、第四次或第五次考試才能透過一級。有名的儒家正統衛道者、鎮壓反叛的曾國藩的父親經過第17 次考試才和他的兒子同時中進士。江蘇的張容在1894年廷試終於獲得最高榮譽，中了狀元；他說他為考試準備了35 年而且在考場實際捱過160天。這還不是一個極端的例子。
從我粗略描述的迷宮式的考試製度中脫穎而出的人大約已35 歲，經過了至少25 年的嚴格教育，苦讀經書，終於掌握了孔孟儒家道德規範。一旦授官之後，他們就懂得那些必要的語言和伴隨他們每一行動的禮儀。
與此同時他們也認識了許多同僚，而且和他們的老師、考官、同榜生員以及同鄉官員發生很多個人關係，還不說成幫結夥來賀喜吃酒的親朋舊友。總而言之，嚴格公正、不準詢私的科舉考試產生了精選的人才，但是中國社會的種種特點卻給腐敗提供了場所。
科舉考試製度對於那些有錢教育兒子的家庭和有條件鼓勵自己孩子上進的官宦世家不可避免地有所偏袒。到19 世紀初期，這個制度已被種種腐敗陋習搞得千瘡百孔，考生僱用“槍手”，老師冒充家僕，考官收受賄賂，不一而足。總之，什麼制度，只要人們在一塊工作就可能被他們搞垮。打破這個制度的一種手法，就是在有條紋的背心裡藏“夾帶”； “夾帶”紙條上用繩頭小楷抄錄“四書”文句。
使普通平民百姓不幸的是，為了科舉選拔官吏的讀經考試製度，控制了整個教育事業。如果村民們請了一位老師在一個私塾裡授課，他就把每一個孩子都作為未來應試的考生來對待，而很少想到教給他們任何實際知識如算術，幫助他們從事一般職業。反覆朗讀，死背課文，使他們沒有時間去理解或探索他們死記的東西。精明而刻薄的傳教士A ？ 史密斯先生把這叫做“智識的殺嬰法”。總而言之，當時沒有一種適應普通人民實際需要的正式教育。
由此可見，道光處於理想高尚而行為很卑劣的矛盾狀態中，他的儒家政府在目標和格調上是極講道德的。政府被認為代表天子，仁愛為懷，給人民以和平和秩序，因而享有統治人民的天命。統治者只要能夠鎮壓叛亂，就能保有天命。它是一種自由的政治市場。這種學說中包含了一點歐洲有過的、國王享有神賦權利的思想，也含有人民主權的胚芽思想。（有個經典的警句說：“天所見正如人民所見。”）
和代議制政府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