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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代議制，並使其以後不可能在中國出現。科舉制度要一個人在二三十年間跳過十幾次高欄。從科舉脫穎而出的人們在考試生涯中如此聚精會神於經典文學，以致使他們自成一類與眾不同的人。讀書人一般是文質彬彬，缺少男子氣，說的話只在他們之間可以理解，是官僚政府原則道理中培養出來的少數出類拔萃的人物。
早在大約公元前500年孔子就在探索著維持社會秩序的道德基礎。戰國時代（公元前403 一公元前221 年）的紛爭擾攘歸於統一的帝國之後，漢朝把孔子的教導和從遠古繼承下來的典籍十三經編纂在一起，奉為圭桌。2000年以後，它們仍像紀念碑一樣巍然屹立，又加上後代許多哲學家的註疏評語。惟一可以比擬的是基督教的《聖經》 ，但是後者的觀察視野狹窄多了，代表的實踐經驗也少得多。要在西方找一種可以和中國經典相等同的東西，恐怕得把新舊約全書和所有希臘羅馬時代的經典合併在一起，而在這裡，中國的世界卻比較統一得多了。
一個男孩子為了應付科舉考試，要從7 歲開始學習，大約要以6 年時間記誦四書五經，合共43 。 1 萬字，要熟記以8000到1 。 2 萬個常用字，他每天平均要背誦記住200個漢字。考生還要勤於毛筆書法，寫一手好字，參加每3 年舉行一次的鄉試。經過5 天考試，很多笨伯被淘汰了。考上的人就有資格參加會試，每試為期3 天。最後才可以參與4 天的廷試。考生的老師和保員都有嚴格規定和考核，任何人不得冒名頂替，進場時一應衣物都經仔細搜查，考卷上只有座次號碼。每人行為都要詳細紀錄在案。一人一天只許去廁所一次，所以有便壺放在自己座位下面。同時監考的官員也都單獨另住，直到結果公佈才能出來；人鬧時還要放炮，行禮如儀。金榜題名之後，筵會歡慶隨之而來。考取為進士後就可以參加殿試了。
經過初級考試取得較低一級的秀才資格的人，在19 世紀30 年代共約100 萬人，他們構成了所謂士大夫的底層，他們在穿著打扮上已不同於一般百姓，並享受一定特權。縣官不得用大小竹板子打他們。
這種士大夫身份既為人們所向往，國家就發現這個資格是可以賣錢的。大約有1 / 3 的秀才實際上是用錢買到的資格。這個風氣證明出類拔萃的人並不都是具有真才實學的人。同時倘如讓科舉制度作為升官晉爵的主要途徑，那麼，與其讓社會上一些強有力者從外部破壞它，不如讓他們從內部利用它為好。所以讓少數商人和地主的兒子們花錢買到上層階級的地位，正是權宜之計。讓世人都知道這些官職是專為人們拿錢“捐”得的，這樣就可以將這些容納在科舉制度之內。道光需要錢，因此他將這種出賣低階官階制度又推進一步。他指派了各省主管教育的官員督察當地的考試。此外，這個古老的制度似乎還有些生命力，經受住了貶值和增額的削弱。那些真正的高官顯宦還是透過正規考試取得優秀成績的人。
科舉分為三個層次― 一級在省會，再則在首都北京，最後在皇宮。每隔三年，皇帝派出考試大員到各省主持監考，對龐大的貢院裡一排一排考棚裡的考生加以核察。、無論對於考生還是對於監考人員，保密和防止舞弊的措施都是十分嚴密的，比美國的五角大樓還要嚴格。幾百名監考的官員在長達一月之久的時間裡都被限制在龐大貢院中他們的居室裡。在那長長的考棚中，每個居室裡只放著三塊木板，一塊做衣架，一塊做寫字桌，一塊做座位。成千的考生在一人一格的小單間裡放著被褥、食物、便壺、筆墨、硯臺和公家發的考卷用紙，以備註天兩夜之用。第一天對每人逐一檢查，反覆搜尋，記上號碼，安頓住處。第一批考題是翌日凌晨發下來，答卷是考生在第三天出來時交上的。這個程式還要另外重複兩次。
所有考卷都由成百．七千謄抄的人用紅筆抄謄出來，另外有人校對、核對，所以考試的官員在評定時不看原來的考卷。考生只有號碼，沒有姓名，人人互相監督，這個制度做得絕對嚴密，不許有任何假冒舞弊。一般來說，1 萬人中約有100 人錄取。幾乎沒有幾匹“駱駝”能穿過針眼― 除非是很有錢有勢的“駱駝”。
每個省應考的人數可達5000或7000，有時甚至多達1 萬或1 。 2 萬，但錄取的定額，即考取的名額，可能只限於50 人或90人。政府確定名額就可以控制整個考試，也可防止幾個富有和文化較高的省壓倒全國其他的省。譬如江蘇省以蘇州和南京為中心，出的人才特別多，但是它的應考生不得超過定額。滿族人多的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