偉大的中國革命(1800-1985年) 作者:費正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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欺編、男盜女娟、走私偷運、暴力行兇，在爭鬥中各有其用。儒家的品行常常成為公開的偽裝。1800年以後公眾道德的敗壞，首先表現在低階官僚、衙門走卒小吏和一般士兵中也吸起鴉片來，後來中國內地大種璧粟，連農民也沾染上了。

在很大程度上因人口激增而造成的這些弊害改變了中國人民生活的性質，它變得粗野和令人捉摸不定。誠實的官吏在貧窮中死了，會被舉為“完人”，因為他們的例子太少了。同一個社會，在宋朝甚至明朝，對於品格優秀的個人會不管關係如何，便予接納嘉許，現在變得對一切明顯良好的動機人也要猜疑，害怕陌生的人，不慷慨待人。為生存而鬥爭意味著一切理想都像日常生活一樣危險。這種對於禍福和道德捉摸不定的態度，以前也是有過的，但到了晚清，和歐洲比較起來，卻成為一種更基本和系統的弱點了。

首先拿書法作例證吧。能使中國、日本、朝鮮和越南學者相互交流的漢字是一種極普通的聯絡渠道。說相互間聽不懂話的廣東人、上海人和山西商人之間，寫出字來什麼都明白了。最近調查表明，常用字（區別於古漢語）的識字率，大約男人為30％到45　％　，女人為10　％到20　％　，和17　世紀的英格蘭差不多。換句話說，普通人在‘映夠用就行”的要求下就成為“識字的人”；　常能用簡單的文字表達自己的意思或記帳。

但是，一個人是不是“文人”，決不像“懷孕與否”那麼簡單。夠不夠“文”，決定它的比率數。在舊中國，真正的分界線在於古文學―　不僅幾幹個繁複的漢字，還有許多世紀中積累下來的不同層次的詞義，最後是對經典原文和評註的知識。精通這樣的經典，才使一個儒生與文盲及普通識字的人區別開來，單獨成為一個階層。一個學者能進人上層階級享有特殊身份，這一條就使他和他的同類人過起不一樣的生活。將要做官的人說的是一種文雅的北京方言，即“官話”，談話中引經據典，用的詞兒不但農民聽不懂，即使一般識字的人都聽不懂，才是一個儒生的標誌。這個區別還因一個鐵打不動的老傳統而固定下來，就是：有學問的人不使用他們自己的四肢，甚至除寫字之外連手都不用。中國文化人分成經典的讀書人和半文盲兩部分人，這一事實使統治階級地位牢不可破。科舉考試不過是保持並使這個大的社會分野的形式合理化的辦法而已。

另一個社會分歧是在兩性之間。讓我們注意一下中國人把婦女束縛起來的特種發明而不要用沙文主義方式去稱頌兩性的區別。

中國歷史有很多側面還沒有經過探索；使婦女處於屈從地位，是一個最少被研究過的事。婦女被“陽”“陰”對稱的原則固定在社會和宇宙秩序（它們是一個連續的統一體）中。一切明亮、溫暖、積極和優越的東西都屬於“陽”，而一切陰暗、冷摸、消極、女性和容讓的東西都屬於“陰”。這種看來像晝夜更替、日月輪轉似的二元論，是一種把婦女牢牢束縛起來的現成模型。像中國其他許多成就一樣，使婦女處於屈從地位是一種高明和完備的制度，而不是像原始部落的男性用臂力強迫女性生孩子那樣的偶然現象。兩性之間的不平等，有哲學基調作為支援，是長期社會實踐的積習。婦女處於次等地位的標誌是她在新婚的初夜就指望一個陌生的男人給她戮破處女膜，這是一個她從未見過面、由她的家長選擇的丈夫。儘管事實不是這樣嚴格死板，這個理論是牢不可破的。

在這種理論和風俗的複合體―　中國人的世界由此獲得了持久和穩定的秩序―　中有一個最受到忽視的現象，就是婦女纏足制度。這個風氣開始於10　世紀的晚唐宮廷，漸漸傳播到宋代的上層階級中。到1368　年以後的明清兩代滲人到廣大漢民族群眾中。這個風氣是如此普遍，以至於19　世紀的西方觀察家認為它不僅在上層階級，而且在整個農村人口中都普遍推行。纏足是作為一種文雅和上層階級身份的標誌而傳播的。小腳是一種體面表現，以至於姑娘沒有小腳就不能得到好的婚姻安排，而且受到公眾的鄙視和譏笑。總之，纏足變成了一種“規矩”，是惟一替自己女兒著想的正當的事；一個母親為女兒大了結婚和生活幸福應盡的義務就是這個。纏足是一種必須。只有部落民族，或者特殊人物如滿洲統治者，或南方的客家漢族移民者，要不就是極少數在公眾面前不出頭露面的最下等人，才可以免去女兒纏足。

小腳叫做”金蓮”，在男性熱心者的詩詞散文中多加歌詠。早期宋代詩人蘇東坡（1036　一1101　年）有詞為證：

菩薩蠻―　詠足

塗香莫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