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部分 (第2/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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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相反，人口眾多地區貧苦失業者多了，常向多山的西部和西南邊遠地區移民，那些地方政府官衙稀疏一些。著名而很少受到研究的白蓮教起義，就是這個趨勢的一個例證。中國人口的爆炸，導致農民移居到邊遠地區，像他們移居到滿洲新開墾的地方那樣。中國中部的移民到湖北、陝西和四川交界的山區會合，把中國水稻種植範圍擴大到那些不大豐產的邊遠地區。在這一帶地方發生的白蓮教起義帶有某些古典的特徵：啟發他們的原來是一個信仰西王母的佛教民間秘密會社。不過領導武裝起義的頭目很多（有些是婦女），派別分散，對於一個自稱王母化身、能夠恢復明朝天下的人不能形成統一看法。所以白蓮教始終缺乏一個統一的核心領導，只是一批鬆散的會社。他們在自己的山村周圍築起營寨，抵禦清政府收糧徵稅的官兵。他們的一個口號就是常說的：”官逼民反。”但是白蓮教似乎不是一批因反抗徵收重稅而起義的被壓迫的農民。在某種程度上白蓮教倒像是要起來取代政府，那些邊遠地方的官府沒有盡到它們管理公共事務的正常職能，如自古以來就有的管理官倉糧凜、辦理躍躍欲試的讀書人的科舉考試等。到l800年左右，滿族的八旗隊伍在一定程度上由於很多長官借軍務開支貪汙中飽而沒有能力剿滅這些叛民。後來新的皇帝嘉慶發現滿族指揮官腐敗無能後，利用漢人民團接替滿族旗兵作戰，才結束了這一叛亂。在善觀世代興衰之跡的學者看來，清朝國運似乎已成強弩之末。
在對帝國統治機構的活動最完善的記錄中，對貪汙腐敗的那層厚厚的外殼的描述是非常之多的。就拿那個把長江下游大米運往北京養活首都的大運河運輸網來說吧。忽必烈在13 世紀末期把運河北段伸延到他新建的京城北京。明清兩朝一直利用它為南北商運的一大動脈，它比繞山東半島的海路，既少暴風肆虐又免海盜的襲擊，安全多了。一個由兩位總督統理的龐大行政機構掌握這個“潛運”，管理幾千糧船每年透過運河閘門（一種中國的發明）經山東北運。30 英尺長的糧船，年復一年地由10 名水手搖格拉縴，在海拔140 英尺高度航行1100 英里，運載4O 萬噸大米到北京倉庫。它們也還運載私人貨物。
運河交通有一個問題就是必須跨過黃河。幾百年間黃河防汛總監建立了一個和運河兩個槽運總督衙門相匹敵的龐大官僚機構。工程人員沿河修築堤防，耗用了國家大量銀款，看上去修築得完美無比，但只管得幾年。關鍵就是大量國家堤防開支中飽了官吏私囊。與此同時，運河的糧運除了一個龐大的官僚行政機構外，還擁有成千上萬的船工水手。這些船工水手從他們的祖輩起，代代相傳承襲職位，結果實際勞動卻另外由許多非世襲的散工去做。這大幫的官員、船工、水手，靠貪汙中飽，輕易賺下很多錢，決不願輕輕放棄。19 世紀初期運河由於堤壩崩潰、河床淤塞，功效降低，於是改由繞道山東半島海運的老想法抬頭了。海運不但省錢，而且功效高。在1826 年一次危機中，這種糧運實際是僱了商船經辦的。但是嘈運制度一的既得利益者勢力強大，海運的辦法很快放棄了。低效能終於操了勝券。
人口膨脹，削弱了政府的能力，其危害之大，難以盡言。在經濟生活中，因為勞力供應非常充分，節省勞動的辦法反而不經濟。如在歐洲，人們會築起壩來截住河水，利用水力推動紡織；而在中國，勞力便宜得一錢不值，何苦去築壩呢？肩挑背馱，只要有路就行，何必用驢車！搖格划船，非常省事；獨輪車到處可通行。無論旱地或水路，改用機械都會碰上強烈的競爭。甚至於獸力都處於不利地位。人用鋤頭耕種還是比用獸力拖拉的辦法划算。所以，在西方農民很自然地把獸力拉拽轉變為自動機械拖拉，而中國依然不喜歡這樣改變。結果，什麼播種機、鋤草機、收割機、打捆機，通通用不上。生產被牢牢地拴在筋肉動力的技藝水平上。
從社會上說，人口氾濫造成的毒害更為可怕，因為生活越來越變成你死我活的搏鬥。慷慨好義和慈善為懷變成家庭成員無能為力之事。作為起碼的生存單位，家家都得注意米罈子，有的人為了逃避租稅，想方設法找富有的地主，給東家提供姑娘、僕役、打雜、護衛。自給自足的自耕農苦不堪言，時刻尋找庇護，好對付官府衙門的爪牙、大戶人家的惡霸家奴以及從流離顛沛中出現的土匪。
隨著人口的繁衍，不僅社會秩序，個人道德也日趨墮落。水早瘟疫等自然災害，因為受患者越來越多，情況日趨嚴重。人們對朱來失去信心，對勞動道德沒有把握。德不一定以德相報。靠投機生活的人反而過得好些。餡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