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部分 (第1/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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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世紀最初十幾年間，中國商業就是採用匯兌、銀行存款轉帳、存款人之間週轉、過期貸款以及各種信貸轉讓等新式辦法通融執行的。銀行業是那些“古老的中國風俗”在通商口岸開放之前已有很快發展的事業之一。
但是，這種生產和消費的增長，似乎沒有怎樣改變個人的生產力，而個人生產力的增長才是發展過程的關鍵。從日常消費中抽取出資本，用之於改進生產力，本來是可以從基礎建設著手的，例如電訊交通、公路乃至於鐵路的建設，或者可以直接用於需要大批基礎投資的重工業。這就是明治維新時日本所做到的，但清末政府，甚至各省的領導人，沒有這樣做，雖然他們中有人試了試。我們只能得出結論，中國太墨守成規，其表現是人口、產品以及交換數量的增長，而不是構成每個人生產效率的增長，可是隻有這種增長，才能轉換成資金投入到機械化型別的經濟中去。人口和商業的增長，無非是生產更多的人口和商業，有許多事實的確證明經濟生活中的私營部分是在增長，信貸系統也有一定發展，可以集中起來作投資之用，但是同時，人口越多，勞力資源越多，機器的用處就越小了。廉價的勞動或許就是對抗急劇革新的一種消極因素。在廉價的勞動力之外，還得加上一個因素，即大量實行公賣（壟斷）。貪汙腐化、鋪張浪費― 而不用於生產投資。
如果我們拿中國和19 世紀初期的歐洲比較，立刻會看出一個鮮明的對比。不錯，兩個地區在18 世紀中人口和商業都有很快的增長。但是18 世紀90 年代，法國革命風起雲湧，接著又是整軍經武，力圖革新，而中華帝國在1795 至l804年間則主要陷於白蓮教起義中，那一個純粹傳統的以農民為基礎的起義，除了導致帝國的衰落外，別無任何新事物。同時代的歐洲又積累了產業革命的構成因素，機器大大提高了資本和勞動的生產力。有人努力尋找中國是否有一種和歐洲的“原生型工業化”相比擬的程序。但是這種調查摸索得不到事實來證實中國有相同的程序。例如一個商人僅僅把茅草屋裡生產的商品“擺出來賣”的辦法，同現代中國早期的新發展比起來，差得太遠，無論如何，那不能必然導致經濟組織向更高一階段發展。相反，中國始終停留在現代化以前靠體力推動技術的高度勞力集中的迴圈反覆之中。經過一定時間過程，可以想見，商業化能夠導致工業化，可是中國沒有這樣做。
不過，承認在19 世紀四五十年代外國在不平等條約之下侵略中國以前中國商業和私營經濟的增長，是一個有意義的發現。這使我們用新的眼光去看西方使中國“開放”的說法。它把外國侵略者的身材縮小到他實際的尺寸，減輕了長期以來“西方衝擊”說的重量，如實地看到晚期中華帝國不是一個停滯的、而是一個動盪的社會。首要的事實是：經濟的增長主要（如果不是全部）在於私營部分，政府的位置因此就比過去顯得落後而且浮淺了。正如我們一貫所猜測的，中國的重心在內部，在中國人民中間，中國革命的構成因素也是在那裡積累起來的。
05 中國社會內部的問題
經濟的增長自然會帶來社會和政治後果。這顯然見諸失業的知識分子多了，農民移民多了，官吏貪汙多了，人民中間的社會裂隙多了。
促成清政府倒臺的一個因素是在19 世紀初期，它沒有配合人口和商業的增長適當擴充政府的機構和人員。例如政府沒有增加省的科舉考試及格入選名額。原來這種名額是為了維持某種地理的平衡而訂的，免得讓長江下游各省中舉的人數比重過大― 多少有些像美國眾院議員須在全國各地都得到安排那樣。但是才能出眾、能夠中舉人數雖然增加了，入選名額卻死不增加，使許多想參加政府的才智之士不得其門而人。於是一個結果是設法以”幕賓”、“委員”或“候補”之類名義把這類人才納人官府，但這樣做增加了攀親結故的競爭，而不能增進行政效率。政府的組織機構，在19 世紀末以前沒有擴大。仕途上進的門路一被堵塞，不計其數要找事做的年輕讀書人，只得在衙門口垂頭喪氣，徒喚奈何。因為職位已滿，競相鑽營，自然造成各種賄賂貪汙行徑。個人之間親近疏遠，開始攪亂行政程式，並否定了儒家忠於原則的理想。個人黨同伐異和恩怨的網路開始推翻了考試、租稅和司法等秉公辦事的制度，以致蒐括成風。各省官吏通常向農民收糧斂稅，就是為了完成收入定額，超額的餘款歸人個人私囊，官吏們心狠的就拼命榨取人民。他們橫徵暴斂，造成了民間的無限痛苦，終於引起造反。
商業發展並不意味農民生活有任何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