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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能治你的病，另一方面也可以把你搞垮。
對上述解釋有一種評語，即這些解釋是如此之高度概括，以至於不分中國此一地和彼，一地，此一時和彼一時，對其差別都不加以適當的考慮。這種情況引發了人們對於一定時期地方歷史的研究。‘這倒是研究中國這麼一個龐大而地方各異的國家的聰明辦法。可是這卻叫一個想描繪“中國革命”的敘述歷史學者碰上了實證和解說之間的重大矛盾。沒有辦法，只好“小心從事”。當代的中國學者中還有一種普遍的傾向，就是先從外界知道較多的事物人手，再及於外界知道較少的內部事物，從對外關係的“衝擊”開始，然後再看中國對這種西方衝擊的“反應”。這種馬克思主義的模式就是― 舉例說吧― 把現代史定為從1832 一1842 年鴉片戰爭開始。
在西方世界，革命一般發生在誕生它們的文化中。一般說來，革命首先是政治變革，是一種政治制度的改變，這種變革有時候也使經濟和社會制度的改變成為可能。我非常懷疑，當人們講到中國的“革命”時，是否忽視了一個根本點，就是中國不僅進行了政治、經濟和社會革命，而且確實在進行整個文化的轉變。這種看法有～一個前提的設想，就是中國文化確實不同於給世界很大影響的歐洲文化。例如在中國文化方面，直到最近，民族主義（一般文化中的政治主權思想）很少被認為與（忠於一定生活和思想方式的）文化主義是一致的。像漢文書寫制度一樣，中華帝國是整體的、包羅永珍的。這些疑問就使我想到，中國發生的事情，是不是用“轉變，，這個字來概括，更精確一些？然而，我能看出，“轉變”這個詞，除了用在宗教方面之外，不像“革命”― 我用這個詞來概括中國整個現代歷史過程― 那麼激動人心。
以上是現在流行的各種看法，我們按這種思路繼續推論。加世紀中國大革命的產生於19 世紀的災難，而其根源卻在18 世紀。當然這種往回追溯的想法，可以很快把我們推到史前的商朝時代（在某些方面的確是這樣的）。但是我們要糾正那種把中國歷史的重心說成在中國以外的外國人手中的重大謬誤。事實遠非如此！災難之所以降臨是因為中國不像日本，沒有對西方重力的吸引做出反應。
對於中國人的行為，每一代人都有他們自己喜歡的解釋。當代社會學歷史學家為說明中國政治弱點而提出一種理論，即中國舊社會是依身分高低或主從關係而組成的。人們之間，上下關係多於橫向關係。儒家的五常關係中只有朋友之間是橫向的關係。養育孩子就強調權威。幼子常受溺愛，但對他的管教也比較嚴。他不是去自立，而是變得依靠別人。相互依存中漸漸有了主從間的上下關係。結果一個青年，當處於依賴地位時，就被訓練成一種附庸角色，一旦處於權威地位則擺出權威角色的樣子來。到後來一個人如處於權威地位，而不以權威行事，對作附的人不發號施令，勒令聽話，他的權威地位就會減弱。
這種型別的關係輾轉影響到個人重視私人關係，不但是對上級或下級，即使對身份相同的朋友，都可以同時變為有用的人。當安全或保密依靠這類關係時，個人就不能去單獨負責。影響所及，就產生相互對等行為的必要。對一個朋友、上級或下級，送個禮物或做了什麼好事，就產生對等的義務，也許不在同時，而是將來要辦到的。結果是創造出一種對特定的人都有特別關係，而不是別的人也共同遵守原則的人事圈子。每當一個人在個人關係和抽象原則之間不能兼顧，必須擇一而行時，他只得選擇個人關係。
上級的典型作風是獨斷專行。當然這特別指的是舊政權的官場，因為那時官吏身分屬於最高階層。加上知識分子一向把體力勞動看作禁區，這便意味著舊式官吏不應獲取技術知識，更不要知道機械手藝，只應安於做通人，一切技術事項都是由下屬處理。
在官吏階層，文字的訓練和經書的研讀產生了精美的文贖，有時須用工楷謄錄，但不講求實行與否。官場書寫和傳閱檔案，卻只期望別人執行他們的計劃。計劃也許是根據可悲的無知做出的，可是還得傳達公佈。官僚更關切於他們自己派系內部的人際關係和實行中的各種方式程式，而不顧在公眾中實施的情況。一個屬員典型地不對一個上司加以批評，以免上司的威信受到損害。
由此可見，西方意味的腐化，就鑄在中國的實休中。官府享受的特權之一，就是一個官吏應該靠做官發財。這同中國收斂田賦的古老習慣是一致的。所有收稅的官員只需完成定額，超過定額部分劃歸他們的腰包或機關。所以一個官吏只要適當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