偉大的中國革命(1800-1985年) 作者:費正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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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書》　，同時刪去他認為不適當的2300篇著作。他把自己的御璽蓋在所有最偉大的繪畫上，還發表了43000首詩和其他題字等。他不屑做小事。到他的晚年，腐敗達到極點。他65歲時過分喜愛一個相貌周正、年方25歲但貪婪無度的滿族隨身衛士和坤，很快將其任為宰相併把他的幼女嫁給他，建立了帝國系統的貪汙機構。有組織的貪汙使和坤大發橫財，聚斂達15億美元。這在1800年確是一個大數目。

乾隆樹立了難以逾越的標準，也留下了非常棘手的問題。在他治下，國內長時期保持和平，人口實際增多一倍，而沒有相應地擴充政府的行政機構。在他剿滅邊疆叛亂的“十大武功”之後繼之而來的是9　年的（　1795…1804年）“白蓮教”起義。乾隆之治艱鉅得令人難以為繼，也難於讓人清理。他的兒子嘉慶皇帝（　1769…1820年）感到極為困難，到了道光時，國家簡直內患重重。

要了解1821　年以後道光治下的情況，我們必須照例先簡略看、一看早期西方觀察家認為發生了什麼事情。歷史畢竟存在在我們的頭腦中，也就是我們以為發生過什麼事。我們若不考察一下我們先人為主的看法便很難著手論述。所以讓我們先看看研究中國的專家們某些說明性的看法吧。

03　一些理論上的提法

“最早有人推斷說，中國人起源於古代以色列“失蹤了的部落”。從那以後，一代一代中國問題學者對於中國社會的性質都提出過他們自己的看法。那些世代相傳下來的理論累積儘管空泛甚至無意識仍不免成為我們解釋說明的“保留節目”。這是個現成的百寶囊。讓我們最好看看大致的分類吧。

首先是傳統的“例外論”，它強調中國和“西方”或外部世界間的差異，例如書寫制度之不同。例外論是漢學家長期以來的口頭禪。

第二是頗為相反的，也是現在人們極力肯定的“比較社會學”，它認為中國社會有和別的各種社會所共同的特點，諸如家族血緣關係。這種看法中有一種小的分類，就是馬克思主義的“歐化”法，例如試圖在中國找出歐洲史上各期的特徵―　諸如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的興起。還有另一非主流看法，即愛國的中國人努力從中國歷史特徵中找出可以和西方類比的事物―　例如加世紀初期有一個“中國文藝復興”時期。所有這些提法的差別，都不在於中國歷史的主要事實，而在於它們各自的解釋不盡相同，即怎樣用事實配合證實事件的某種模式。

總的來看，把中國和歐洲歷史一比較，就出現許多差異。例如，中國人口隨著1949　年工業化以來增加了一倍，但是在工業化以前很久的18　世紀也已增長了一倍。再舉一例，中國學術界自清朝中期以來，採取了比較批判的和獨立的觀點，但它完全沒有對於世代沿襲下來的聰明智慧提出根本性的懷疑，或創立像歐洲啟蒙運動那樣一種新的世界觀。再者，1789　年法國大革命使民族國家發揚光大，並用暴力擴充套件了法蘭西國家勢力。與此相對比，1949　年中國革命以後，雖然外界預料它會對外侵略擴張，它卻出人意料地沒有這樣做。（中國1950年參加朝鮮戰爭，主要是為了保衛中國東北的工業基地；1962　年在中印邊境的戰鬥，也僅是防禦它的邊界主權。）不管是社會心理還是事件的模式，都不能證明中國和歐洲有什麼相似之處。俄羅斯革命常被用來和中國相比，但它們的差異至今還是顯而易見：布林什維克首先奪取了城市，然後在農村實行集體化；中國共產黨則相反，先農村而後攻佔城市。單拿歐洲做比較，很難幫助我們瞭解中國革命。這本是卡爾？　馬克思的一種看法，應該多加宣傳，這會省去很多麻煩。

瞭解這些思潮之後，我們就容易推斷將會出現“修正主義”或重新評價之類想法，正如世界上一些比較成熟的近代史研究單位開始做的那樣。有一種傾向是從更早的時代去找尋一些人所周知的歷史事實的根源。這樣，關於中國19　世紀“落後”問題，例外論者歸咎於國內的原因，例如說中國國家沒有進行“現代化”，而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總是把它歸咎於外來的以剝削為務的“帝國主義”。這種爭論多涉及程度問題。例如，滿清（　1644　一1912　年）缺乏現代化的價值觀和建立現代化制度的能力，而在同時，滿族人也樂意安撫以1842　年以後簽訂的不平等條約體系體現的帝國主義，以此延長他們的統治。此外，通商口岸外國特權的經濟效果如何，看法也有不同。有些方面對於當地的經濟發展是“壓迫”的，另一些方面又有刺激作用。帝國主義就像是一種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