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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他們的原職,並且授予他們特殊身份和特權。清朝還承認由清真寺執行的伊斯蘭法律。清廷在全帝國內分別利用儒教、喇嘛教和伊斯蘭教的靈活政略,是顯而易見的。
外來統治的一個結果是建立了專制獨裁的強大君主制。從以600年到1200年間,唐宋兩代皇帝在位期間常讓宰相當政,從元代起則是皇帝親持國柄。當然,除了外族統治外,其他因素也有作用,例如政府問題多了,就需要中央來做決定。
不過滿清的外族統治卻產生了保守主義。滿族接過明政權之後,在很大程度上沿襲舊制,只不過在他們的統治體系的關鍵處,插進一些滿族成員而已。在這樣的形勢中,滿族只是看到他們需要在哪方面抓緊時,才加以改革。作為外族人,他們到底不大能和中國普通百姓融和無間,只不過同他們統治階層中的合作分子有較多的接近而已。
此外,在亞洲內陸方面,他們為了擊敗或控制那裡可能出現的敵對勢力,在戰略上是全力以赴的。這就使他們忙於帝國的大陸方面事務,極少顧及海上及其對外貿易。原本是部落戰士和管理人員的滿族人,搖身一變成了農業中國的官僚統治者,他們同長江一帶和東南沿海口岸生氣勃勃的商賈格格不入。海上貿易和海軍力量,他們是看不上的。他們對於企業家極少同情,不讓他們自己的人做生意,誰去國外就懲辦誰。歸根到底,他們是傾向倒退,眼光向裡,防守和排外的。北京的一項主要工作是管理同外國人的邊境貿易。經管這方面的事,是透過中國的納貢制度。外國統治者分稱為番邦,以區別於國內的進貢者。內貢是中國行省每年獻給朝廷定額的貢物,也包括當時周邊的附屬國如朝鮮和安南(今越南)在內。納貢制度是中國以其無與爭衡的商業資財的優越地位和吸引力為基礎的防守性外交武器。近在咫尺的外邦統治者因恐中國軍隊侵入其領土,於是經常向北京納貢,甚至親自人覷,在往來文煤中習用漢字詞語並採用中國的日曆。他們派來的使節也磕頭行禮,呈獻禮品,皇帝則予回贈。結果是貢獻和貿易幾乎完全混在一起。明朝時代精明的中亞伊斯蘭商人運貨時用冒充運輸他們主子的貢物將貨物送到北京。在曼谷的華人米商,假充退羅國王的貢物把自己的貨物用船運到北京。這時納貢制已成為歐洲式外交平等互惠關係的一種絆腳石。1793 年英派特使馬戛特尼公爵到中國開啟外交關係,拒不磕頭,但呈送了大批貴重禮品,1816 年他的後任阿默斯特公爵也是照樣。
1800 年以後,歐洲人開始威脅中國,其原因主要是他們不接受儒教。過去征服中國的蠻族統治者改變了統治權而不改變其制度。歐洲人相信平等的主權國家的多元制,而中國天子則根據欽定的儒家學說統治天下。這一點就能捆住中國,不讓它和外部世界的多元統治齊步前進,因為儒教社會是以皇帝為金字塔尖頂的寡頭專制。事實上皇帝是殘存到新的民族國家時代的世界古代統治者的最後一人,而且是不容侵犯他的一點權力的人。“理”勝過世上一切物質的“氣”這一儒教原則,使得皇帝成為社會秩序的基石。
孔子的根本設想是:所有人的(關於婦女以後再說)本性是好的,且有內在的意識。因此人是可以教育,能受感動的,特別是能因道德感化而做正確的事。第二個設想是:統治者的德行能引導人們接受和遵從他的權威。“以德治天下”的道理要求孔子式的統治者非常關心自己有一個好的形象,很不喜歡有人批評,特別是書面的批評,因為那是比較難以消除的。皇帝不願意有一個人批評他,而願意每個人都和他同心同德,都來幫助提高他的形象;對上天,他是人間的至聖;對祖先,他是孝子,是至高無上的行政官,正義的主宰,是總司令,是文藝的護持者甚至實踐者。最後,他是這樣的“天下一人”; ― 其一舉一動都使全人類和宇宙保持同一旋律。他必須是怎樣一個人啊!
而做中國的皇帝,在日理萬機之中,還須是一個最健康的人。“太陽國王”路易十四(1643 一1715年)年方5 歲即登寶座而使全歐為之咋舌,但他卻自166l 年統治到馬薩林樞機主教死了以後的1715 年。康熙皇帝8 歲登極,自1669年統治中國至1722 年。他的孫子乾隆為了不超過康熙的在位時間,統治到印歲讓位,實際他繼續執政了3 年,至1799年死去。這兩個長達60年的君主任制,每個都5 倍於羅斯福總統的任期,給清朝的穩定打下了基礎― 也許是過分了些。
專制皇帝乾隆修訂了大型類書(百科全書),把全部中國文學編成36000卷的《 四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