偉大的中國革命(1800-1985年) 作者:費正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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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具有自豪感的民族來說，它最令人感到羞辱，因而是一種政治的弊害。

由此可見，帝國主義觀念是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主要輸人物。讓我們留意一下它在中國現代史上造成的奇異的不平衡。我們可以看看幾個演進的階段：

l　．侵略的歐洲列強記錄了它們的“武功”：從英國的鴉片戰爭（1839　－一1842　年），英法聯軍的人侵（　1856　一1860年）；　19　世紀即年代中法對安南的戰爭，到1895　年日本甲午之戰的勝利和1895年反對義和拳的“人侵”。外國方面積累了豐富的回憶錄和政府檔案。H　。　B　．摩爾斯在1900年以後從英國的“藍皮書”上摘錄了關於中國的記錄，並頗為恰當地稱之為《　中華帝國的國際關係》　。然而，這本書成了一部關於現代中國的主要著作，其中有一章甚至專講太平天國起義，因為這場起義涉及到了英法關係。

2　．近代中國歷史學者以摩爾斯的著作開始，進一步編出一本與英國“藍皮書”相似的中國著作。在鴉片戰爭過去整整一個世紀之後的本世紀30　年代，道光皇帝致林則徐總督的諭旨被披露出來，而在廣州與林談判的英國艦長C　，義律從維多利亞女王政府收到的訓令，卻在如年前的184O　年就發表過了。中國方面就是這樣慢慢趕上去的。

3　，對外交往研究強於內政研究這種不平衡現象，還不止如此。2O　世紀3O　年代至60　年代間，中國政府丟擲了好幾卷“中國近代史”，而外交方面仍搶在前面。顯然中國的外事關係吸引了更多的官方注意力，而且拿得出容易發表的檔案。但是中國社會和國家的實際經驗如何呢？是不是對外關係事實上壓倒了國內關係呢？或者是外國人先有這樣想法，中國的愛國者後來才想到呢？

我們首先要做的是停下來先看看19　世紀的中國和18　世紀的歐洲。自然，一個人總要以土生土長的事物概念應用於新的研究領域，否則我們就不能分析它。但是這樣做，常使我們去找（或不去找）我們想尋求的東西。

當我們觀察1800年的中國社會時，我們第一個接觸到的驚人的矛盾現象是：社會的體制機構，特別是政府，表現出極差的應變能力，而人口和經濟方面，卻在經歷著迅速、巨大的增長。直到最近，這種矛盾現象仍不大為人所注意。它可以被稱為下層建築與上層建築的矛盾。無論在19　世紀侵略中國的西方列強思想中，還是在那場侵略的最後階段出現的馬克思主義革命者的思想中，中國近代史都是從l840　年鴉片戰爭開始的。早期的外國觀察家注意到從明朝到清朝政府結構很少變動，在處理對外關係中納貢制度照舊進行，至少在清朝廷的禮儀上是如此。與300年前來華的耶穌教士所報道的比較起來，政府機構沒有值得注意的擴充或發展。結果歐洲人的印象就是一個“不變的中國”。

近代的研究工作弄清楚了，這是一個非常膚淺的論斷，它只適用或主要適用於官僚主義的國家機構，或許也適於家庭制度，中國人民生活的事實卻已大謬不然了。拿1800年來說，中國人口數目上正好增長廠一倍，比同一時期的歐洲和美洲人口增長多得多。貿易數字同樣如此。除了帝國海關征收些微不足道的稅款外，廣裹的、人口多於整個歐洲的中華帝國是一個自由貿易區。農業生產從效益上講是很先進的：長江下游各省專事稻米生產，稍北各省則生產為市場商品用的棉花。許多地方的手工藝人生產的土特產品為全國所稱道，諸如景德鎮的瓷器，廣州的鐵炊具，蘇杭的綢緞等。龐大的中國航運船隊來往於長江及其支流，而千百條大小船隻航行於中國沿海，把南方的水果、搪和手工藝品運到滿洲，而將那裡的大豆和毛皮運到南方。早年一位英國觀察家曾經計算過，19　世紀4O　年代長江口上海港的貨物噸數超過了倫敦港，而當時倫敦已是西方貿易的中心，因此他感到吃驚。

生氣勃勃的發展和死氣沉沉的體制，這一對比形成中國近代史的最令人大惑不解的啞謎―　就是說，中國儘管有高水平的技藝和資源，足以在工業革命史上實現一個突破，以與歐洲當時的工業革命相匹敵，但她卻沒有這樣做。中國和大西洋共同體在19　世紀的這一重大對比，引出了各種不同的解釋性理論。最普遍的一種是“我們受到了掠奪”，就是說，由於西方帝國主義對中國新興事物的妒忌和仇視，中國資本主義的成長，受到了阻礙。這種理論，除了真正相信它的人以外，已不攻自破，其原因很大程度上在於這種理論把中國的對外貿易放在它自己生產過程的最高位置。可以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