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部分 (第3/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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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842 年以後帝國主義的不平等條約制度限制了中國，使其不能實行保護關稅，而外國人卻在通商口岸的庇護下為所欲為。長期積累下來的大量帝國主義不平等事實的資料，確實提供了充分基礎，說明愛國心所受的凌辱和人民的憤怒。但這並不能說明經濟何題。在中國經濟中資本主義沒有興起，本來是早在鴉片戰爭和帝國主義時代以前很久的事了。一個基本事實是：中國沒有能夠提高它的個人生產力，從而打破所謂“高度平衡的圈套”。這種情況就是蒸汽機以前技藝水平相當高，足以保持生產和消費迴圈往復的平衡，以致阻礙了工業發展投資。這個圈套的一部分，就是巨大的人力供應，使機器成為不必要。另一個原因，是當時幾乎沒有資本積累和信貸辦法為投資之用。朝廷和統治階級靠收租納稅過活，而不靠貿易。
事實上，中國在進入現代社會以前一個半世紀，已經成為～個自我平衡的社會，有足以維持～個穩固國家時能力．〕 好像～個人體，自我矯正的機構能夠維持體溫、血壓、呼吸、心跳、血糖等的平衡，使其在變動幅度不大的情況下，保持不變；中國政治和社會的機體也已使其全部活動制度化，能夠按照既定的路線進行：鹽的分配和．五穀口糧相搭配，大糞便溺夠種菜用的了，人吃過的殘羹測水可以養豬．堤壩防止了水災，政府的糧倉保證了災荒販恤。保甲（互相擔保）制度自動地保障了鄰里安全，家族成員之間，各自履行相互賙濟的義務，“三綱五常”的教訓使每個人對自己的家庭、每個家庭對國家的義務，都謹守毋違，而科舉考試給所有才智之士以正統教養。任用官吏實行“避嫌”的律令（不在本省任官），減少了攀親引故的弊病。造反者建立了新王朝，但僅僅是延續了舊的制度。這個古老的中國是一個精巧的結構，在一個包攬全域性的總體中，充滿各個地方不同的差異、它在在物質生產方式上是分散的，但它被具有歷史創造的形態感和自我形象感的統治階級統一起來。
讓我們看一個鄉村的生活圖景吧。一個19 世紀初的“普通”農民，如果根據後來資料估算，大概是五口之家，包括兩個未婚子女。只有富裕人家才能有一座大院子和幾個套院，住著兩三個兒子的小家庭。在北方．農民住在茅草屋頂的泥土壘成的房子裡，在多雨的南方，房屋為磚瓦結構。北方人大概都睡在一個寬大的鋪席子的磚坑上，裡面有冬天可以取暖的通氣道。所有的窗戶普遍用紙糊住，不用玻璃。大小便在屋旁或豬圈上面。水用扁擔從村頭井裡挑回來。洗衣服不用肥皂，泡在並水裡或在小溪、運河或池水裡敲打。
這個“普通”農民大概一半是自耕農，一半兼做佃農。不管怎樣，他和他的家人在相隔不遠的三四塊田地裡勞動，帶著鋤頭和鐮刀來來回回，主要為他們自己的生存幹活。他們如果靠近城市或做買賣的路邊，還可以種點賣錢的作物。他們天天和村裡的鄰居生活在一起，經常隔幾天走上大約一小時路趕個集市，那裡逢年過節有些慶祝活動，說書講故事的，或者劇團表演，來熱鬧一下。
由於沒有做過農民，我們沒有辦法想象他們的潛意識。我們知道他們的理智和迷信的平衡與我們很不相同，他們關心的事物範圍很狹小。雖說農民的基本的感情無疑我們能理解，但他們對各種事物的態度、社會動力和價值觀等，我們就很難掌握和理解了。即使說“人性到處都一樣”，它的社會表現，到底大有不同。農村的鄰居住處固定又缺少汽車，比起城市和郊區的鄰居對我們起的作用，要大得多。集體的活動不但包括婚喪禮節和與之俱來的喜慶宴會，還有互相商議安排守護莊稼，防範盜賊，抵禦土匪之類的事，事實上中國村民還要組織各種會所，訂立合同，組織官定之外的各行各業的集體活動。這些安排平常都是在各戶之間進行的，因為是集體接受的，就成了合法結構。凡有共同祖先的家庭即形成一族；家族通常擁有財產以維持墳墓和舉行祭祖禮儀，或辦學校教育本族後代。農戶們也可以合辦水利灌溉，以合同方式確定水的配給。他們也可以舉辦廟裡的宗教祭祀，或者經營開煤窯和煉糖的生意。民眾辦了許多國家不去注意的事。
另外我們也知道，各個村莊之間私利的紛爭也很厲害，鄰村間械鬥之事時有發生，有時為了爭水，有時為了爭地界或其他具體事物，也有時為了宗派信仰或者關於什麼人物或歷史的抽象問題。這個社團和那個社團，這個教派和那個教派也可能發生零星的爭鬥，這些爭鬥常起因於純粹地方性問題，遠非省一級，更不要說國家一級的問題。總之，據研究所知，暴力的械鬥，似乎已成為農村社會制度的組成部分。敵對的村民屠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