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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了什麼智慧？他們的才能是什麼？盲點是什麼？讓我們先看看他們接受的遺產中某些不適當的東西― 管理國家事務的行政傳統，經典學術中的新事物以及剛剛向西方學習。
中國進行西方化的努力，有一個古典的名詞― “自強”，以強調中國的自主和首創精神。推動力來自幾個不同源泉，首先是學者型官吏們講究治國之道的傳統，強調“經世致用”的知識。講究治國之道的人開動腦筋，想法解決怎樣把經運河運來的南方貢米弄到北京之類的問題，諸如運河塞塞不通，黃河、淮河不時演決成災，官僚的冷漠作風盤踞了潛糧行政機構，世襲的押運糧船軍隊腐敗叛亂等。19 世紀加年代國策的答案是，運往北京的糧船改由海上繞過山東半島。這是可行的，但是既得利益者極力阻止，使它繼續不下去。（ l872 年以後的解決辦法是開了一條中國自辦的輪船航線，對運米實行壟斷。）
治國方略的實用主義，引導林則徐督辦採取英勇但無益的努力，企圖在1839 年禁絕鴉片。但是林對中國以外世界的無知，導致他恰恰在巴麥尊開始執政時盲目地挑起和英國的戰爭。林氏努力尋找使他蒙受這次打擊的原因，可惜太晚了。他的朋友魏源利用林所收集的一些情報編纂了一本世界地理書― 《 海國圖志》 ，從而開啟了中國人的眼界。
魏源表現出的治國方略傳統，在明清兩代已有一個很長久的醞釀期了。簡單看一看這個傳統，對於中華帝國晚期行政人員掌握所謂“洋務”的長處和短處，特別是他們的創新能力問題，可以有些瞭解。
簡單說來，18 世紀的經濟發展和知識界的發展同時並行，而後者與同時代在歐洲發生的“啟蒙運動”可成為鮮明的對比。中國的古典學術界，對於西方讀者說來，常常是個不透明體，就像教堂的神甫一般。但是近代的研究使我們看到，中國的經典學者在閉門不出象牙之塔後，開始觸及中國的現實問題了。（是否可叫做“原始啟蒙主義”呢？我想不是。）
這種學術界的成長，發生於18 世紀中紛紛成立的書院。典型的書院是一座生活設施一應俱全的居住單位，最理想的是在農村環境中，有古樹和群山，“山清水秀”，像中國山水畫描繪的那樣。古典學者的生活靠近自然界，過孔夫子那樣嚴格樸素的日子。例如杭州的敷文書院看來就是這樣一個書院：一層樓房子，在一個山谷叢林中，高低幾重院子。康熙皇帝和乾隆皇帝先後於1685 年和1754 年軟贈給它許多藏書。皇帝給予它的贊助表現了滿族統治者關心漢族士大夫在他們羽翼下的存在。
滿清還承襲明朝一種學校形式，就是在省、府、縣各級設立學校。這種’‘學校”和住宿的書院不同，是專為經過科舉考試錄取的儒生在那裡自學，準備參加更高一級的考試而設的。政府對於知識分子進行監督，賦予其官方的身份，有的甚至還有經濟補貼，目的在於扶持正統，並防止像明代末期在政治上鬧事的黨爭那樣的事態重演。
中國學者對滿族的征服長期怨恨不滿。清政府開始時禁設書院，禁止一切政治議論。但是文學團體和詩社之類不是容易取締的。18 世紀初期，清政府許可在官府監督下由私家自辦“義塾”。1733 年北京開始許可恢復書院，但仍由官方控制，以幫助學者準備考試。1750年半官、半自主的書院開始在高階官吏主持下紛紛成立。這種書院裡學習的東西，無非是訓沽和經書。到1800 年，特別在長江下游各地，成立了幾十處這類書院，還對學員提供律貼，設有圖書館，在官方直接控制之外從事嚴肅的歷史和經典研究。
這種多半自主的學術事業，成長的關鍵是高階官吏的贊助。他們的財力足以吸收一些有才能的學者作為他們的“幕賓”來編纂學術著作。代表這種趨勢的楷模人物是阮元― 一位精力充沛的藏書家和編纂家，曾任湖廣、兩廣、雲貴總督、體仁閣大學士，在廣州任所曾建“學海堂書院”，主持編纂了很多有意義的書，例如《 皇清經解》 共3 印卷，重刊了清朝75 個作家的150 部評論經典的著作。阮元刊刻這類經籍、註疏、辭書等，僱用了一大批學者，用的資金一部分來自從事外貿、家資殷實的“行”商。
這一批批學術著作提出了什麼新的見解呢？簡單說來，18 世紀的復歸經典古籍是為了對抗宋代以來佔統治地位的理學的枯燥無味的哲理道德說教。這種以新面貌出現的學說被稱為漢學，以區別於宋代理學；它的特點是在填密的考證基礎上對經典著作給以文字語言學的批判。例如考證發現丈尚書》 中不少章節是後來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