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3部分 (第3/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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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代之間單純的混亂，並不一定會產生新的創造性事物。1911 年以前清朝的中央政權和1949 年中共建立的中央政權這兩者之間的政權空白期是對外國關於社會秩序的學說最為敏感和反應最為強烈的時期。坦率地講，毛澤東的時代，是從兩幹多年的孔孟之道宣告破產過渡到接受進步、進化和社會達爾文主義，更加上狂熱的民族主義和為救國而重新估價中國傳統的激動人心的時代。事實上毛澤東思想是蘇聯影響登峰造極的一種表現。
中國社會結構的一個突出特徵，就是學者與國家之間的密切關係。我在前面已講過，這種密切的關係可以追溯到史前的商代政治實體。那時文字文化是統治者的一種特權，而文人學者是天生地、或者依照傳統同國家結合在一起的。如果看一看西方早期，我們就注意到膝尼基語的字母是沿著商務渠道傳播開來，希臘和羅馬文學中只有很小一部分是論及國家事務的。這又是一箇中國“例外”的事例。一句話，20 世紀的中國知識分子的根源可以追溯到“文”這個字的出現。它一開始就意味著“線條”或書寫，文學、文化和文明。與“文”相對稱的是“武”，就是武力或軍事。因而“文人”就是有文化的人，而且是有良好修養的人。
中國過去在建立了強大的中央集權政府以後，文官差不多都是經過科舉考試錄取的因而都是經典學者或保守派。中國文學的偉大成就，是在接受現存的社會秩序和中央政權的這種“框架”中產生的。在中國沒有像歐洲那樣的寺院避難所，沒有不同信仰的宗派衝突，也沒有教堂同國家的分裂等造成的分歧。“讀書致仕”大體上總是沿著官府的渠道；偉大的思想學派的倡導者如朱熹和王陽明，都有做官的經歷。
在近代歷史中有兩件事可以說明這種情況。第一，吩世紀的中國學者接受外國思想並開始改革的確很慢；第二，當舊秩序崩潰的時候，民族主義的精神是如此之強烈，以至於無論是改良派還是革命者，差不多都專心致力於“救國”，他們都仍然嚮往於國家。
這種嚮往，當然是有矛盾的，因為學者一官吏這個角色，總是兩重性的― 不僅要貫徹皇帝一行政的旨意，而且還要向統治者進言，在必要的時候還要在政策上勸誡他。學者知道應該怎麼辦，並有義務貢獻出他的意見。知識和行為的統一，是被奉為金科玉律的。學者的知識應該最終變為行動，行動也應該影響到知識。當胡適和他的同事們在1919 年主張．學問和政治應該分家的時候，他們是真正的學者。但1931 年以後，在日本開始進攻中國後，即使是他們，也做起政府顧問和行政官員來了。中國的偉大批評家魯迅採取行動，發起建立左翼作家同盟。他鼓勵批評和出版，都是為了社會秩序的進步和改善國家權力的運用，決不是遠離政治。
1949 年中共取得政權伊始就大大感到思想改造的必要。從理論上講，由革命戰爭過渡到管理新的政府，需要把戰鬥的行動轉移到用說服的手段而不是用暴力去實現革命的目標。然而，毛曾經提出一個估計數字（完全沒有對證過），即在20世紀20年代初期有80萬人被處死，有些是國民黨特務，有些是地主惡霸，有些是不可救藥的黨的專政的反對者。
思想改造問題這時受到極大的重視。在全國範圍的運動中，某些壞的行為被籠統地揭露出來，然後對具體的個人就以較大規模的鬥爭方式加以打擊。一個運動通常是全國都發動起來，再在一個個地方由積極分子加以升級。有時他們接受指示，必須完成多少被犧牲者數目的指標。公眾鬥爭和羞辱性的集會都是大規模的。千百個參加旁聽的人從會議中懂得了什麼事是不能幹的。下一個問題是怎樣改造教育，來造就忠於黨的路線的學生。因為知識分子大部分是教師，於是整個教育系統都成為革命改造的領域。
當中共開始掌權的時候，中國教育繼承下來的影響是極其龐雜的。帝制時代的書院和它們的思想潮流，前面已經提到過了。在1900年以後，在本世紀的第一個10 年當中，來自日本的影響很大。這之後接著是中華民國頭4O 年中，來自大西洋兩岸的影響佔優勢。同時在汾世紀加年代和30 年代群眾教育也有了開頭。而中共在20 世紀4O 年代做出了特殊貢獻。
中國的教育政策，有二個明顯不同的時期。第一個時期即舊式經典教育時期，到1905 年以前曾經培養了一批士大夫。他們如同西方的牛津和劍橋大學畢業生一樣，是知識淵博的行政官而不是技術專家。第二個時期到20 世紀4O 年代末為止，西方自由式的教育培養了一批現代化的知識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