偉大的中國革命(1800-1985年) 作者:費正清

第33部分 (第2/4頁)

下來的經濟，至少分成三大部分：第一是滿洲，即1931年後在日本控制之下的地方，現在稱為東北；第二是通商口岸城市，這裡是外貿和現代工業發源地；第三是廣大的農村，這裡除鐵路和輪船帶來商業的便利之外，現代化影響還比較小。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通貨膨脹就開始受到控制，捐稅的基礎擴大了，政府的財政收人從1950　年的65　億元增長到1951　年的133　億元。財政繼續有赤字，發行公債可抵消4O　％赤字。公偵不是用人民幣計價，而是以商品單位計價，可以作為銀行儲蓄。南京政府的國庫收人大約是國內總產值的5　％到7　％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經濟產品繳稅部分，1952　年估計為經濟產值的24　％　；　1957　年估計為30　％。私營資本主義工業與國營合併之後使用了區別稅率和信貸政策。l949　年佔到一半以上的私營部分，到1957　年已降到l　/　5　以下。但地方手工業仍然大部分為私營。

1953　一1957　年問實行的第一個五年計劃，總的說來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國民收人平均增長率為8　。　9　％。農業生產增長約3　。　8　％　，而全國人口只增加了2　。　4　％。這可以同其他發展中國家作一比較，它們的國民收人平均增長率為2　。　5　％。印度在本世紀匆年代國民收人的增長率不到2　％。另一個指標是，1957年中國人均壽命為57歲，到1957　年為57　歲。小學人學兒童比率由20　。　5　％增長到50　％。總的說來，城市工資大約增加了l　/　3　，農民收人增加1　/　5　。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投資紀錄和蘇聯的工業化期間差不多一樣，雖然中國人均國民收人只佔到蘇聯1928　年人均收人的l　/　2　到l　/　4　。在採用蘇聯模式進行快速工業化，即以犧牲農業而進行重工業建設時，中共沒有搞清楚一個事實，即在蘇聯，人口與資源的比例有利得多，而且蘇聯在革命前的工業也已經先進得多。中國將大約全部工業投資的半數都投在蘇聯幫助建設的156　個專案中，這些專案都是大規模的，以資本為主的。156　個蘇聯幫助建設的廠礦幾乎全部都是重工業，並且設在內地，如武漢和包頭，遠離海岸和上海、天津等地。但是依核蘇聯的援助是付了很高代價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在第一個五年計劃中投資為25　億元，蘇聯的幫助是以借款的形式，德年撥給6000萬元左右，全部都要償還的。蘇聯派到中國約10　萬名專家，中國派往蘇聯受訓練的是28000人。這些蘇聯貸款總數約為中國工業總投資的4　％左右。當然蘇聯在技術上比中國先進一步，但是整個說來，蘇聯的援助，價值上是有問題的。

所有這些因素，都使1958　年第二個五年計劃的籌劃者們認為：重工業不應受到那麼大的重視，而農業和輕工業應該得到較多的投資；農村情況改善了，對於城市的長期進步是很必要的。籌劃者們還感覺到，大規模的工廠不如小規模的工廠在內地更有效益些。小的地方工廠，雖然技術上不那麼先進，卻可以利用當地的勞工和原料，減少運輸費，並可推動內地的工業化。同時，籌劃者們也想減少對蘇聯的依賴。最後還有一個事實促成他們改弦更張，這就是：農業集體化並沒有明顯地增加糧食和其他農產品的生產。不過1956　年討論過的第二個五年計劃沒有公佈，因為它到1958　年春季已被“大躍進”所壓倒。

知識分子問題

在“大躍進”的背景中，與經濟無大關係的另一個大問題是知識分子和教育問題。如果知識分子仍然遵循孔子模式的譯諫，學生們在學校裡仍然讀那些經書和自由讀物，革命怎麼能成功呢？毛澤東沒有受過很多自由教育，但是他知道他要的是什麼―　知識分子應擁護國家政權，教育要普及到農民群眾中去並改造他們。因為在這個問題上，他最後終於遭受失敗，所以我們停下來回顧一下中國的教育經驗是必要的。

知識分子和國家政權的關係，無論在東方還是在西方，長期以來都是一個爭執不休的問題。我們只要回憶一下西方經驗是如何複雜和多種多樣，就不難看出在中國情況同樣是複雜和多樣化。如果我們不能看出這一點來，那隻不過由於我們的無知罷了。

常常有人說，在加世紀初和20　世紀20　年代，由於沒有一箇中央政權，軍閥各據一方，倒為知識界提供了百花齊放的舞臺。這種概括化的說法是不完整的，它忽視了一個事實，就是：2O　世紀把外國思想的重大刺激力帶進了中國。中國過去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