偉大的中國革命(1800-1985年) 作者:費正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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穩定。由於地主的土地分配給了以前的佃農和無地的農民，私有制並沒有取消，而是加強了。土地仍可以在私人間買賣，因而富裕農民反倒得勢了。

第三階段的合作化，是把農業生產合作社從低階向高階推進。這是真正的集體化了，所有農民勞動都只賺工資，原來投入的財產、裝置或土地一概不算收人。要注意土地合作化之前先經過了一番土地改革。在分配土地過程中集體的活動非常活躍，當地的積極分子陸續出現並被吸收為於部。結果在l954一1956　年合作化的進度比原計劃快多了，到1955　年全國都實行起來。農村的街道房屋等外表形象沒有什麼改變，但各個人的身份地位則因他們參加會議和各種新的活動而有所改變。（注：一個農業生產合作社常常就是一個村莊的全部或一部。在1958　一l978　年間，這些單位就叫做“生產隊”。它們是農村三級機構，即生產隊，生產大隊和公社的底層。1978　年以後生產隊仍是基本單位。）中華人民共和國創造了國民政府從來沒有設想過的農村機構。黨員大部分是從農民中吸收進來，從而和農民輿論一直很接近，而農業被認為是中國群眾生活的基礎。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個國家政權既已深人到農村家庭農莊，也就是後來叫的生產隊，這個農村組織實在比中國歷史上所有的組織都遠為完備。毛擇東的深刻的個人興趣和中國人民的集體精神―　先不去說他們根深蒂固的樂於接受當局要求的習性―　似乎是集體化這麼快實現的原因所在。這些傾向都被充分利用了，當然，這也使過分熱心的中共黨員因成功而“衝昏頭腦”。中共的一個口頭禪，就是土地集體化的面積越大，產量越高，農民收人就越多。不幸的是，這種政策的結果和許多其他國家的例證都對這種理論提出懷疑：土地面積小的較小的農莊，似乎倒能得到較高的單位產量。這種經濟因素當然只是問題的一部分，問題的另一部分是：集體化可以創造出更大範圍的平均主義社會，從而能夠實現新的、更大的目標。

開始工業化

斯大林模式的工業是犧牲農業，把重點首先放在重工業上，這在中國是不可能照辦的，因為農業在中國經濟中佔了壓倒的優勢。可是，早期的工業指標卻完成了，因為對農村的控制增加了國庫的收人，可以用來搞工業化。實際上在開始實行社會主義工業化的時候，“大躍進”的思想苗頭已經出現了。國家對工業的壟斷本來在中國就有一定的基礎，過去國民政府的資源委員會就掌握了全國工業投資的2/3，可是中共還是拉開了幾年間距，才實行資本家和國家合營，中共領導是參照農業集體化的經驗來這樣做的。運動一開始是隻在名義上改為合營，實際上資本家那部分仍照舊經營不變。事實上中共全國的幹部在農村問題上比在工業問題上有著豐富得多的經驗。增加生產的指標是不現實的。不過愛國主義和競賽精神乃至各個人的雄心壯志，驅使中共地方幹部你追我趕，都把指標定得高高的，並且上報說超額完成了指標，而絲毫不顧及漸進的和健全的發展需要。這樣，政府和黨的幹部的積極性就變成不切實的了。

1976　年以後中共農村又回到家庭（承包）農場制度和為自由市場而生產，同時還發展了小型企業。這不像20　世紀50年代毛澤東主張的那些嚴峻措施，因此有時候有人問道：中國革命如果沒有出現毛澤東主義時代是不是會同樣快地走向現代化？譬如現在可以找出例證，證明本世紀初期工業增長的速度一直在相對穩定中維持下來。也有人辯論說，中共幹部和政府作為新的統治階級加在中國頭上，對於中國人的經驗說來，不是什麼新鮮事，只不過他們更深入到公眾中去以及對日常生活更嚴格地加以控制罷了。經驗表明：嚴酷的管制在經濟發展上是妨礙生產的，所以中國革命中發生的一切，無非是回到舊帝國的結構中去，只不過有了現代化的技術和群眾的愛國主義而已。

所有這一切修改歷史的企圖所面臨的困難是它們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局外人的假定基礎之上的。舉例說，誰也不能證明在農村消滅地主階級可以透過逐漸進化而不經過暴力來實現。同樣值得懷疑的是，如果沒有黨的控制，大規模增加人民群眾識字的人數（據世界銀行1978　年統計為66　％　）和建立政治組織能移迅速地實現。

我們還得回到那二句老生常談，中國共產黨的革命總歸要按照中國的特色進行。中共沿著一條同過去相連線的路線完成了重大的變革。總之它沒有使中國變得更像蘇聯，或更像日本、或美國，中國只不過參與了現代世界的技術變革程序罷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繼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