偉大的中國革命(1800-1985年) 作者:費正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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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個階段的實驗後，通常在生產隊（常常就是一個村）由隊長同一個個農戶簽訂合同。生產隊管理人員（幹部）定出一個總的計劃，然後跟各個農戶簽下合同，規定這戶農民可以使用多少地。合同規定出生產指標和給這個農戶的報酬。結果是把記賬的會計工作從生產大隊拿到生產隊（通常是25　戶的一個村）去做。把責任下放到各個農戶，對農民生產是一個很大的刺激力，因為這意味著他們可以多勞多得，而不是眼看著把生產出來的東西集中，大家一塊兒去分。土地不許買賣，但是可以在此條件下使用。農戶不再向國家繳糧，而是耕種一塊地，交出一定數量的糧食給生產隊。這就是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包乾制），現已普遍實行。以前毛澤東主義是用精神鼓勵當做刺激，只要求生產多少多少糧食，而禁止任何副業生產―　說那是“資本主義”。顯然，那是一種抹殺現實需求的意識形態泛化的藍圖。

這一項制度上的改革造成很大的區別。地方當局不再集中從農民手中按指標收繳糧食，農民再也不必偷偷摸摸地出賣他們自己養的豬和雞了。現在全村農民都可以共同計劃怎樣最大限度地增加生產和增加收人了。農民發現搞副產品比種糧食有利得多，因此中國現在又開始根據收益的比較進口糧食了―　雖然這樣做不要很久就會成為政府難以承受的負擔。

無論是誰，如果從此得出結論，以為中國農業看見了光明，要學我們的樣子，即搞“資本主義”了，那就大錯特錯了。合同制必須看成是中國“國策”的最新階段，所謂“國策”就是怎樣組織農民以改善他們的福利並富強國家。中國統治階級有史以來世世代代都在努力解決這個問題。他們發現合同在半商業化的農業中最有刺激力，因而有利於生產。就是那麼簡單。魏源和其他一些早期的“國策”學者，毫無疑問是理解和肯定這些組織農民群眾的新方法的。

那麼，革命為農民取得了什麼呢？人日眾多而土地短缺，這種壓力越來越大。勞動量沒有辦法減輕。地主階級被經管生產隊的幹部取代了。區別就在於農民的想法、行為和機會。在毛澤東主義的時代，通向教育、公共衛生和較好的技術的門戶已經開啟。絕對平均主義的學說使農民更清楚地看清他們自己和他們的潛力，即使20　世紀80　年代合作化已經取消，富裕的農民增多了，也還如此。

經濟的發展：工業

鄧小平經濟政策中最引人注意的改革，是他在對外貿易、技術和投資方面的“對外開放”。回顧一下1800年以來的中國對外政策，感到它就像一隻時鐘的擺動。在19　世紀40年代和50年代訂立不平等條約以前，清政府的政策表面上把對外貿易和接觸看成是無所謂的樣子。廣州海關報告中有的時候就沒有茶葉和絲綢的出口數字。暫時禁止絲、茶出口是為了對外國人施加壓力。但是絲綢和茶葉這些勞動密集型的手工產品到了新開闢的沿海“通商口岸”以後，就成了中國最大宗的出口貨。在19　世紀末期和加世紀初期，對外貿易逐漸縮小了中國傳統的自給自足狀態。舉例說，點燈用的煤油成為一個大宗進口專案。這個問題還需要從經濟學方面加以全盤的考察。但是一般來說，中國現代化之遲緩倒使中國甚至可以在40　年代的“自由中國”內地如中共的延安地區，保持一種自給狀態。

總而言之，自給自足思想是中國從明朝到清初一貫承襲下來的排外思想的一部分。19499　年以後中共提出的自給自足論，表現出一種深刻的反對帝國主義的情緒。鄧小平在1908　年以後的“對外開放”政策，並不代表中國的長期傳統。它也不能同美國當年為替代帝國主義政策而倡導的“門戶開放”政策相比擬，同時也和蘇聯關門搞工業發展的模式相對立。

中國的投資政策，甚至在20　世紀70　年代後期仍然是簡單模仿蘇聯的方式。基本的設想是：第一，投資和產值的比例是固定的，即投資的增長必須和產值的增長保持一致，歷年都應如此；第二，對外貿易不重要，輸出消費品以換取外國資金不在考慮之中。從這些設想出發，工業化的道路是投資越多越好，消費越少越好。換句話說，重工業將建設起未來，而消費品則推遲未來。在20世紀20年代和70　年代，中國在這個基礎上將國民收人的大約30％用來投資。中國這種走向自給自足的企圖，是有意避免外國資金的進入。

隨著時間的前進，資本和產品的比例漸漸增長起來，就是說，為了生產一定數量的產品，要投放更多的資本了。當國民收入的增長率下降，而投資繼續增長，留下來為消費用的數額，顯然難以增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