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2部分 (第3/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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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王朝曾經有過它的最美好的歲月，因此它總是朝後看，極端保守地盡力維護它的偉大傳統和對中國的控制。這裡有兩種因素起著作用：第一，朝代生命力的衰竭，能力、創造力和領導力的喪失；第二，自己是一個非漢民族，而當時代要求漢族中國人發揮民族主義精神時，自己還牢牢守著手中已有的權力。這兩種因素妨礙了滿清實行西化和做出像日本一樣的現代化努力。
第二部分原因在於清朝固有的機制。這個帝國在理論上和禮儀上是優越的統治者，但是在地方上它是虛弱的、無效率的。上面有一箇中央集權的朝廷政府，可是它卻很鬆散地凌架於一個分散的經濟和社會之上。經濟和社會在發展，可是政府的財政收人（舉例說）毫無增長。所以，上層“社會活動家”大部分存在於官方渠道之外。本來2O 世紀初是個很好的機會，當時清朝的改革是可以激發、甚至培養中國漢族改革家的，但它沒有給他們以參與地方和全國政府工作的機會。
國民黨的國民政府更廣泛地繼承了這種上層社會活動的傳統（雖然規模寬廣得多）和19 世紀沁年代已開始的富國強兵運動。沁世紀加年代中期以後，特別是在孫中山的廣州政府和北伐戰爭時期，這兩項運動就合而為一了。但是這種混合自加世紀30 年代初以後又被破壞得無法進行，一方面是“九一八”事變後日本開始侵人和國民黨加緊備戰，另一方面中共完全不要搞什麼改革，一心動員和武裝農民幹革命。在日本的侵略和中共武裝革命之間，南京政府扶持傾向洋的人中國自由派僅僅幾年時間，沒有機會使他們有所發揮。當然，他們可能完成什麼事業，始終不敢斷言。
用政治術語說，清朝是靠籠絡漢族上層階級而統治中國的。士大夫在地方事務中是容納於官方系統的。如果創造出一些新的形式讓地方士紳參與公眾生活（不要說大規模參加）就會使整個制度失去平衡。1911 年以後，袁世凱、各派軍閥以至於蔣介石，都一仍舊貫地繼續表現了這種無能狀態。他們都忙於固守或追求中央大權，無暇為地方自治或農民參與政事開啟門戶。這樣就給了中共以可乘之機。
但是，1949 年以後，中共也碰到同樣的問題。毛搞群眾政治動員的本能和他的同事們想把經濟和國家事務現代化的要求發生了矛盾。他是一個缺乏建設中國的現代化知識、謙遜的態度和忍耐力的農民英雄。毛太專注於他那最新式的農民造反傳統，而不屑於理解中國應該和他的“五四”時期的前輩那樣，刻苦研究外部世界和中國本身。中共強調階級鬥爭實際上是一種打破舊的機構並讓農民闖進去的政治策略。但是把知識分子趕下來的階級鬥爭，是一種民粹派式的蠱惑活動，說不上是建設國家。所以毛的最大缺點導致他發動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毛感染了皇朝創業者和革命者的致命通病― 只顧向前快跑。他領導中共獲得政權的那種戰鬥精力，變成了一種他用來破壞它的蠻勁。總之，他是屬於王朝統一者式的偉大傳統人物。
如果我們不僅僅看見“朝代迴圈”的殘跡，而更多看一看進步的話，那麼，我們就會看到1800年以來的中國，不僅在物質技術的現代化水平方面，而且在底層的社會結構和文化價值方面，都有無可比擬的成長和變化。清朝帝國的專制統治，因個人私有制的廣泛擴充套件而被沖淡。這不是指西方的那種私營企業的自由經營，而是我現在要特別強調的一種有特定意味的集體主義的中國式的自由經營。中國從一個粗獷的群眾和儷雅的知識分子二者分離的社會，經歷了一個普通農民生活的解放，到上層階級中又分為官僚和專業人物二者相區分的過程。
本書第三章用稍稍不同的詞句把物質和文化的現代化同價值觀的緩慢變化區別開來。在當前四個現代化的時期，我們認為晚清末期中國的發展就是因為遲遲不願接受外洋思想、外國貿易和技術，以致落後的。從這個觀點出發，反對偶像論者可以聲辯說，在中國，金融資本的帝國主義根本沒有什麼發展。這種看法也可以引日本明治維新之迅速向西方開放以及比較近期的南朝鮮與臺灣表現的事例加以論證。
此外，我也可以說，中國在19 世紀沒有實行門戶開放、積極發展而守舊不改，保持了一種泊的階級結構，就是80％脫離政治的農民習慣於由一部分站在武裝隊伍前面、繃住一副排外面孔、看不起一切外國事物的上層人士統治著。從這個透視角度來說，傾向美國的中國自由派（現在看來，他們似乎又一次時髦起來）正在促使上層人士現代化，而毛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工作卻開始在群眾中做現代化工作。但是一旦農村群眾開始參與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