偉大的中國革命(1800-1985年) 作者:費正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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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看到鄧小平的改革取得的重大進步，不禁回憶起歷朝奠基者的事業都在他們的後代第二號大人物手中得到鞏固―　例如唐太宗皇帝，宋太宗皇帝，明朝的永樂，清朝的康熙。每一個朝代，開國者的不可缺少的武功，後面都接著一個偉大的建設時期。

如果我們要著重強調宏觀連續性的話，有幾個基本特點現在還存在著：中國人口從來沒有今天這麼多；透過一箇中央權威保持統一，仍然是必要的；管理這麼多的人民只能依靠一個被廣泛接受的信仰制度，政府機構必須由受過訓練的精英組成，地方當局在農村代表著國家。

如果我們把1800年和1985年比較一下，那麼，我們就可以看出，這些特點依然存在，在不同程度上它們的連續性也依然存在，只不過在它們之中可以看見一些新的事物。有梯田的山、河流和水淹過的平原還在那裡，不過水力已被利用；洪水已得到控制；土壤、作物和耕作方法有了改進。同時，擁擠的中國人民不再被疾病所困擾，他們的壽命長多了。統一的中央政府好不容易才明白它的許多職能下放給地方來履行要好得多。雖然透過現代裝置中央的命令能以前所未有的效率傳達到地方，但是為了真正收到好效果，還應當鼓勵地方發揮它們的首創精神。地區的差別是如此之大，在一個單一的國家裡一切做法都完全一致也不行。舊時代的下級士紳已經一去不復返了，但是更多的地方幹部和黨委書記還得向農民收稅和向他們的上級彙報工作。最後，官僚上層同人民之間有一套共同的信仰，這是顯而易見的，但是毛澤東思想顯然是在變動中的。可以預料，它將和孔子學說的某些殘餘相和諧，例如對於權威的尊敬和按照身份不同而具有的義務感。可是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也同意（可能太快了一點）科學解釋的優越性，而不接受什麼“陰”與“陽”、“理”與“氣，，的原則。如果我們看一看近代中國―　不是它的現在和未來―　的執行結構，我們就會碰到一個令人煩惱而被人忽略的問題：1800一1985　年間的中國，在政治上（技術以及思想方向有很多現代化，姑且不論）究竟處於朝代迴圈的什麼位置？這個問題之所以提出，是因為我們西方人―　無論是自由主義者還是馬克思主義者―　都有一種偏見，就是認為中國是按照歐洲的封建主義，資本主義，社會主義模式同樣演進下來的。再沒有比這種想法更暖昧的了。西方兩次對中國思想界的衝擊：自由主義一次，馬克思主義一次，都是我們西方文化帝國主義發展的最高階段。它們放了一架馬鞍子在中國身上，但它並不真正合適。我們今天乘在這架馬鞍子上，並不比毛澤東乘在上面好多少。把中國的新秩序叫做“社會主義”是一種時髦，如果你誇獎〔　或者害怕）這個名詞的話；可是中國今天的社會主義是國家社會主義，那同國家資本主義不是什麼時候都區別得清清楚楚的。“資本主義”在近幾個世紀中，有過豐富和多樣的經歷，這個名詞現在除了修辭外，幾乎沒有實質意味。不管叫杜會主義或國家資本主義，反正現代中國政府正在領導著中國的改造，並且它帶著類似新朝代的很多特徵。儘管它有其新奇的一面，但它同元明兩朝過渡時代的朝代“迴圈圈”有著共鳴，正如它同法國的，英國的或蘇聯的社會主義有著共鳴一樣。它也可以同日本明治維新做一個比較。但說到最後，中國畢竟還是中國，照例還是按它自己的格局改革。它的社會主義是可取的，因為總的說來，日常生活趨向於集體和群體，而不是趨向於個人。經過150　年的政治活動，我們曾經走出的地方和我們走進去的地方，似乎相距不是很遠。

我們既已承認過去發生的一切為中國的革命奠定了基石，那麼現在讓我們看一看事實的另一面即，從18　偽年到1985　年的發展和變化過程。簡單說，人口和商業的迅速增長，導致了城市化和農村社會的開放。城市生活需要更大的分工，更多不同的就業機會和社會公認的行業的增加。城市移民的增長是一個世界趨勢。擁入城市的有小規模的經營者，梢客，店員，討好有錢擺闊的上等人家的工藝品專家等，不一而足。

從這些人當中，漸漸出現一批“上層活動家”，就是上層階級中以私人資格參與地方和省、市級活動並經常關心政府和國家大事的人。絡紳擔負地方責任、出面解決地方問題的歷史傳統也助長了這種趨勢。這也因為清政府沒有和社會的發展同步前進，所以造成了這種局勢。

滿清朝庭在1860　年以後沒有引匯出一個像日本明治維新一樣的現代發展歷程，原因有兩部分，一部分是政治的，另一部分是機制的。政治方面，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