蓋爾芒特家那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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彬有禮，甚至不要“勞他大駕登門”，而是親自去親王府拜訪。當日耳曼騎士提出：“我很想成為您的同仁”時，德…諾布瓦先生用深信不疑的語氣說：“啊！我將會感到很高興！”若是象戈達爾大夫那樣頭腦簡單的人，聽了這話肯定會想：“瞧，他在我家裡，是他自己堅持要來的，因為他覺得我比他重要。他對我說，我當通訊院士他會感到很高興。話總有個意思吧，見鬼！他不主動提出來要投我一票，那是因為他想不到。他一個勁兒地談我的權力如何大，大概以為我穩『操』勝券，已經掌握需要的票數了，因此他就不提出要投我一票。我只要『逼』他表態，在我們兩人之間達成協議，只要對他說：那麼投我一票吧，他就不得不投。”然而，法芬海姆親王可不是一個頭腦簡單的人，戈達爾大夫可能會把他叫作“精明的外交家”。德國親王深知德…諾布瓦先生也是一個精明的外交家，不會不知道投候選人一票能討候選人歡心。親王在充任大使和外交部長的生涯中，為他的國家（不象現在為他自己）進行過多少次這樣的會談，事先就猜到對方的要求和對方不想讓你說的話。他知道在外交語言中，會談就是給予。因此他設法讓德…諾布瓦先生獲得了聖安德烈綬帶1。但是，如果他必須向他的『政府』彙報在這以後他同德…諾布瓦先生會談的情況的話，他可能會在電文中寫明：“我意識到我走錯了路。”因為當他重提法蘭西學院時，德…諾布瓦先生又一次對他說：

1指俄國騎士團頒發的天藍『色』的綬帶，該騎士團於1689年成立，1917年取消。

“您這樣做我很高興，也為我的同僚感到高興。我想，您能想著他們，他們一定會感到不勝榮幸。您參加競選是引人注目的事，有點異乎尋常。您知道，法蘭西學院非常墨守陳規，稍有新鮮事物出現，他們就如臨大敵一般。我個人不贊成這樣。我在同僚面前不知說過多少次了！有一次，我甚至連因循守舊——求上帝饒恕我——這個詞都用上了，”他進而又說，氣憤地擠出一絲微笑，聲音很低，就象戲劇中為達到某種效果而說的旁白一樣，他用藍眼睛迅速地瞟了親王一眼，好似一個老演員在判斷演出的效果，“您明白，親王，我不願意讓您這樣的傑出人物陷入一場註定要失敗的賭注中。只要我的同僚們堅持陳舊的觀念，我認為您就要慎重一點，不要參加競選。此外，請您相信，如果有朝一日我在這個快要變成墓地的學院中發現有一種新一點、活躍一點的思想，如果我預計到您能成功，我會第一個跑來告訴您的。”

“我錯了，不該授與他聖安德烈綬帶，”親王暗想，“談判毫無進展，他要的不是這個。我沒有掌握開鎖的鑰匙。”

象這樣一種推理方式，德…諾布瓦先生同樣也駕輕就熟，運用自如，因為他和親王都在同一所學校裡受過教育。我們可以嘲笑諾布瓦這樣的外交官式的迂腐愚蠢，會對一句幾乎毫無意義的官話心醉。但是他們的幼稚是有補償的：外交官們知道，在確保歐洲或其他地區平衡（有人把平衡叫作和平）的天平上，真摯的感情，娓娓動聽的演說和苦苦的哀求都無足輕重：真正的、有分量的、起決定『性』作用的砝碼不是這些，而是對方有沒有可能（如果對方比較強大，就有可能）透過交換滿足我們的某個願望。對於這一類事實，一個毫無私心的人，比如我的外祖母，是很難理解的，可是德…諾布瓦先生和馮…某某親王卻經常面臨這個問題。德…諾布瓦先生曾在一些同我們關係極其緊張的國家當過代辦，他對事態的發展憂心忡忡，但他心裡很清楚，人家不會明確告訴他要“和平”還是要“戰爭”，而是另一個外表看來普普通通，其實是可怕或可喜的字眼，外交官根據密碼，即刻就可以破譯出來；為了維護法國的尊嚴，他會用另一個也是非常普通的，但敵對國家的部長立即會理解成“戰爭”的字眼回答。甚至會出現這種情況，根據古老的習慣（就象兩個已同意訂婚的男女初次會面時，習慣到體育館劇場觀看演出，裝出偶然邂逅的樣子），雙方由命運決定“戰爭”還是“和平”的會談，通常不是在部長的辦公室內進行，而是在某個療養院的長椅上。部長和德…諾布瓦先生都到療養院的溫泉去，用小杯子喝有治療作用的礦泉水。好象有一種默契似的，他們在治療的時間相遇，先在一起散一會兒步，但雙方心裡明白，這表面上風平浪靜的散步，具有動員令一樣的嚴重『性』。然而，在競選法蘭西學院通訊院士這樣的私事中，德國親王也用上了他在外交生涯中用過的歸納法，即譯讀重疊符號的方法。

當然，不能說不懂得這一類心計的人只有我的外祖母和少數幾個和她相似的人。世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