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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重視對兒童進行詩歌教育，尤其強調詩歌的教化功能，對詩歌教育提出了明確要求：“每日遇童子倦怠懶散之時，歌詩一章。擇古今極淺、極切、極痛快、極感發、極關係者集為一書，令之歌詠，與之講說，責之體認。古詩如《陟岵》、《蓼莪》、《凱風》（以上父母），《棠棣》、《小明》、《杕杜》（以上兄弟），《江漢》、《出東門》（以上男女），《雞鳴》、《雄雉》（以上夫婦），《燕燕》（嫡妾），《伐木》（朋友），《芄蘭》（童子），《葛藟》（民窮），《相鼠》（教禮），《伐檀》（訓義），《采苓》、《青蠅》（戒讒），《蟋蟀》、《瓠葉》（示儉），《採蘋》（重祀），《白駒》（悅賢）。至於漢魏以來，樂府古詩、近世教民俗語，凡切於綱常倫理、道義身心者，日講一章。其新聲豔語，但有習學者，訪知重責。訓蒙約後附集詩歌，即此意也。”
張志公先生對我國傳統教育有深入研究。他對古代詩歌教育傳統是這樣論述的：“愛聽故事，是兒童的特點；愛大聲誦讀，也是兒童的一個特點。詩的語言，音調和諧、押韻，念起來給人以極大的快感。淺近的好詩，儘管兒童不一定都懂得很透，也很足於啟發想象，開拓胸襟。多念一些好詩，孩子們逐漸會感覺到語言的美，感覺到書有念頭，有學頭，從而培養起他們愛好語言的情感，促進了他們求知的慾望，增強了他們思考、想象的能力”（《張志公文集》之四《傳統語文教育研究》116…117頁）。概言之，古代蒙學階段對兒童進行詩歌教育，十分符合兒童的天性，因此，兒童很樂於接受，也易於起到教育作用。
五、古代詩歌教育重視詩歌的誦讀和寫作訓練，將讀詩和寫詩結合起來進行。
誦讀是學習詩歌的基本方法，它與詩歌教育相伴而生，因而其歷史非常悠久。古代詩歌教育十分重視誦讀訓練。據《周禮…春官…大司樂》記載，西周時期的“樂教”包括音樂、詩歌、舞蹈等內容，其中“樂語”包括“興、道、諷、誦、言、語”，“諷”與“誦”要求學生能背誦詩歌並能按照音樂節奏吟詠。《漢書…藝文志》載：“《書》曰：詩言志，歌詠言。故哀樂之心感，而歌詠之聲發。誦其言謂之詩，詠其聲謂之歌。……孔子純取周詩，上採殷，下取魯，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故也。”我國古代的詩歌往往分為“歌”與“詩”，能合樂而唱也能誦的是“歌”，不能合樂唱而只能誦讀的是“詩”，可見能誦讀正是“詩”的特徵之一。《詩經》就是因為被人們“諷誦”，因此能“遭秦而全”。《詩經》自西漢之後就成為歷代文士必讀的詩歌教材，古代的學子往往要將《詩經》裡的所有詩篇和有關注疏全部背誦下來。明清時期，蒙學階段就要求兒童先背誦《千字文》、《百家姓》、《三字經》之類，進而背誦《千家詩》；進而背《四書》、《五經》。
古代一些大學者尤其重視誦讀的作用。南宋思想家、教育家朱熹的讀書方法被其弟子歸納為循序漸進、熟讀精思、虛心涵泳、切已體察、著緊用力、居敬持志等六種，至今仍有很大影響。他主張：“大抵觀書，須先熟讀，使其言皆若出於吾之口；繼以精思，使其意皆如出於吾之心，然後可以有得爾。”“凡讀書……須要讀得字字響亮，不可誤一字，不可少一字，不可多一字，不可倒一字，不可牽強暗記，只是要多誦遍數，自然上口，久遠不忘。古人云：‘讀書千遍，其義自見‘。謂讀得熟，則不待解說，自曉其義也。”（南宋…張洪《朱子讀書法》）明代思想家、教育家王守仁在《教約》中規定了蒙學教讀詩歌的具體方法：“凡歌《詩》，須要整容定氣，清朗其聲音，均審其節調；毋躁而急，毋蕩而囂。毋餒而懾。久則精神宣暢，心氣和平矣。……諷誦之際，務令專心一志，口誦心惟，字字句句紬繹反覆，抑揚其音節，寬虛其心意。久則義禮浹洽，聰明日開矣。……凡習禮歌《詩》之數，皆所以常存童子之心，使其樂習不倦，而無暇及於邪僻。教者知此，則知所施矣。”（《王文成公全書》卷二）後世所傳的《王文成公訓蒙教約》也規定有同樣內容。清代政治家、學者曾國藩非常重視誦讀，他在寫給兒子曾紀澤的信中就曾特別強調誦讀詩文的方法和益處：“讀者，如《四書》、《詩》、《書》、《易經》、《左傳》諸經，《昭明文選》，李杜韓蘇之詩，韓歐曾王之文，非高聲朗誦則不能得其雄偉之概，非密詠恬吟則不能探其深遠之韻。”（《曾國藩文集…書信二》）
古代的詩歌在很長時間裡都是可以配樂歌唱的，富有音樂性，非常適合誦讀。格律詩講究韻律和諧、平仄相對、隔句押韻，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