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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視，並有獨到見解。他說：“教人未見意趣，必不樂學。欲且教之歌舞，如古詩三百篇，皆古人作之，入《關雎》之類，正家之始，故用之鄉人，用之邦國，日使人聞之。此等詩其言簡奧，今人未易曉，別欲作詩，略言教童子灑掃應對師長之節，令朝夕歌之，似當有助。”（朱熹、呂祖謙編《近思錄》321頁，中州古籍出版社2004年1月出版）
朱熹不僅是著名理學家，還是著名詩人。他繼承儒家詩教傳統，非常重視詩歌教育，把詩歌作為傳授理學思想的工具。他的《詩集傳》是詮釋《詩經》的名著，是元、明、清三代讀書人必讀的權威性讀本。他尤其重視蒙學階段的詩歌教育，親自寫作100首七言詩結集為蒙學教材《訓蒙詩》，其內容完全著眼於向兒童進行封建倫理道德教育。其弟子陳淳仿照《訓蒙詩》編著了《小學詩禮》，將《禮記》中的《曲禮》、《內則》、《少儀》的主要內容編寫為43首五言詩，分為事親、事長、男女、雜儀四部分，向兒童傳授儒家倫理道德規範。陳淳還用三言韻語寫成《啟蒙初誦》一書，目的也是讓兒童接受儒家倫理教育。
明代蒙學階段對詩歌教育很重視，尤其注重透過詩歌進行倫理道德教育。著名思想家、教育家王守仁繼承儒家“詩教”傳統，主張把教讀詩歌作為蒙學中進行道德教化的主要手段，而且要適應兒童的身心發展特點。他強調一定要注意激發兒童的學習興趣，順應兒童的性情，保護兒童的學習積極性，以誘導啟發來代替“督”、“責”等傳統手段，避免產生逆反心理。他在《訓蒙大意示教讀劉伯頌等》一文中指出：“古之教者，教以人倫，後世記誦詞章之習起，而先王之教亡。今教童子，惟當以孝、弟、忠、信、禮、義、廉、恥為專務。其栽培涵養之方，則宜誘之歌詩，以發其志意……今人往往以歌詩習禮為不切時務，此皆末俗庸鄙之見，烏足以知古人立教之意哉！大抵童子之情，樂嬉遊而憚拘檢，如草木之始萌芽，舒暢之則條達，摧撓之則衰痿。今教童子，必使其趨向鼓舞，中心喜悅，則其進自不能已。譬之時雨春風，霑被卉木，莫不萌動發越，自然日長月化；若冰霜剝落，則生意蕭索，日就枯槁矣。故凡誘之歌詩者，非但發其志意而已，亦以洩其跳號呼嘯於泳歌，宣其幽抑結滯於音節也……諷之讀書者，非但開其知覺而已，亦所以沈潛反覆而存其心，抑揚諷誦以宣其志也。凡此皆所以順導其志意；調理其性情，潛消其鄙吝，默化其粗頑，日使之漸於禮義而不苦其難，入於中和而不知其故。是蓋先王立教之微意也。”（《王文成公全書》卷二）這段論述也正好說明了古代“詩教”的特點。“其栽培涵養之方，則宜誘之歌詩，以發其志意”，“今教童子，必使其趨向鼓舞，中心喜悅，則其進自不能已。譬之時雨春風，霑被卉木，莫不萌動發越，自然日長月化”。這恰恰就是所謂“教化”的基本方法，也是“教化”要達到的境界。
王守仁在《教約》中還進一步規定了蒙學教讀詩歌的具體方法：“凡歌《詩》，須要整容定氣，情朗其聲音，均審其節調；毋躁而急，毋蕩而囂。毋餒而懾。久則精神宣暢，心氣和平矣。每學量童生多寡，分為四班，每日輪一班歌《詩》；其餘皆就席，斂容肅聽。每五日則總四班遞歌於本學。每朔望，集各學會歌於書院。……凡授書不在徒多，但貴精熟。量其資稟，能二百字者，止可授以一百字。常使精神力量有餘，則無厭苦之患，而有自得之美。諷誦之際，務令專心一志，口誦心惟，字字句句紬繹反覆，抑揚其音節，寬虛其心意。久則義禮浹洽，聰明日開矣。每日工夫，先考德，次背書誦書，次習禮，或作課仿，次複誦書講書，次歌《詩》。凡習禮歌《詩》之數，皆所以常存童子之心，使其樂習不倦，而無暇及於邪僻。教者知此，則知所施矣。雖然，此其大略也；神而明之，則存乎其人。”（《王文成公全書》卷二）後世所傳的《王文成公訓蒙教約》的正文之後還附錄了詩歌20餘首，如班固《詠史》、曹植《豫章行》、無名氏《木蘭詩》杜甫《哀王孫》、孟郊《遊子吟》、朱熹《四時讀書樂》（4首）、陸游《感事示兒孫》、方孝孺《勉學詩》等，內容以宣揚封建倫理道德為主，與王守仁在《訓蒙大意示教讀劉伯頌等》一文中所提出的“今教童子，惟當以孝、弟、忠、信、禮、義、廉、恥為專務”的主張是一致的。
明代沿襲並改易了元代的社學制度，在各地鄉間建立社學，專門教育十五歲以下的兒童。著名學者、教育家呂坤（1534一1616）主張社學不應以參加科舉考試為目的，而應當注重政治教化，擴大教育範圍，實現讀書明理的目標。因此，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