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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些著作中，最有影響的當數東漢鄭玄的《毛詩箋》、唐代孔穎達等人奉詔所撰的《詩經正義》和南宋朱熹的《詩集傳》。
在古代詩歌教育中，以《詩經》為主要教材，以孔子的教育實踐及“興、觀、群、怨”說為基礎，至兩漢時期形成了儒家“溫柔敦厚”的詩教傳統。“溫柔敦厚”最早見於《禮記…經解》：“溫柔敦厚，詩教也。……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教者也。”唐代孔穎達《禮記正義》解釋說：“溫，謂顏色溫潤；柔，謂性情和柔。詩依違諷諫，不指切事情，故曰‘溫柔敦厚‘詩教也。”“此一經以《詩》化民，雖用敦厚，能以義節之。欲使民雖敦厚不至於愚，則是在上深達於《詩》之義理，能以《詩》教民也。”《詩經》歷來被儒家作為倫理道德教育的經典教材，如愛情詩《關雎》就被看作闡述夫婦大義的作品。《論語…八佾》載：“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毛詩序》說：“《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由此可見，《詩經》在漢代之後已徒具文學形式，卻只是儒家宣揚倫理道德以教化萬民、維護統治秩序的工具。“溫柔敦厚”這一詩教傳統特別強調詩歌與政治教化的關係，要求詩人以委婉之詞寄寓諷諫之意，在中國古代詩歌教育和古典詩歌創作方面有著廣泛而深刻的影響。
三、古代詩歌教育與音樂藝術教育始終保持著密切聯絡。
從遠古時代起，中國古代的詩歌向來就與音樂關係密切，而古代詩歌教育也與音樂藝術教育始終保持著密切聯絡。從文學藝術的起源來看，詩歌與音樂密切相伴產生於原始的生產勞動，並在發展過程中一直與音樂保持著密切的聯絡，並一直延續至今。因而古代的“樂教”也往往包括詩歌教育。據《周禮》記載，西周時期的“樂教”包括音樂、詩歌、舞蹈等內容，當時的詩歌教育主要是結合禮樂教育進行的。歷代宮廷樂舞往往融詩歌、舞蹈、音樂於一體，就是典型的例子。追本溯源，詩、詞、曲就其本來面目而言都是歌辭，其出現、形成、發展和成熟都與音樂密切相關。《詩經》裡的所有詩篇就其原來的性質而言，都是歌曲的歌詞。《風》、《雅》、《頌》就是依據音樂的不同而劃分的。《墨子…公孟》說：“頌詩三百，弦詩三百，歌詩三百，舞詩三百。”《史記…孔子世家》又說：“三百五篇，孔子皆絃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這些記述說明孔子時代的詩歌教育與音樂舞蹈的關係十分密切。漢代的樂府詩原本也是樂歌，《漢書…藝文志》載：“《書》曰：詩言志，歌詠言。故哀樂之心感，而歌詠之聲發。誦其言謂之詩，詠其聲謂之歌。”唐宋時期的詞、元代的散曲，原本都是配樂演唱的。因此，古代的詩歌教育往往還伴隨著音樂藝術教育。
古代的詩歌在很長時間裡都是可以配樂歌唱的，流傳至今的一些名篇原本就是流行樂曲的歌詞。由於詩歌教育往往與音樂藝術教育相伴，古代許多著名詩人往往有多方面的藝術修養，往往有“琴棋書畫，無一不精”之說。如司馬相如、王維、溫庭筠、李煜、柳永、周邦彥、姜夔、關漢卿、王實甫、馬致遠、楊慎、徐渭、吳偉業、尤侗、洪昇、孔尚任等，著名女詩人卓文君、蔡琰、李清照、朱淑真、管道昇、黃峨等也都精通音律，有過之而無不及；至於蘇小小、薛濤、嚴蕊、柳如是、李香君等女詩人，精通音律更是其看家本領。
四、蒙學階段非常重視對兒童進行詩歌教育，而且成效顯著。
教兒童讀詩，這是我國古代語文教育的寶貴經驗。兒童識字後，培養他們的讀書興趣是很重要的。如果一開頭就給他們讀一些比較平板枯燥的文章，很可能挫傷他們的學習興趣。因此，古人在此時往往採用教兒童讀詩的方法，是很有見地的。唐宋以後，古代蒙學在兒童識字讀書的過程中，除韻文讀本外，常常教讀一些優美而淺近的詩歌，並逐漸成為蒙學中一項固定的教學內容。這種辦法一直實行到民國初年。
古代一些學者非常重視蒙學階段的詩歌教育，曾編寫了許多供學童諷誦的詩歌讀本，如《詠史詩》、《神童詩》、《訓蒙詩》、《小學詩禮》、《千家詩》、《唐詩三百首》等。其中，《神童詩》、《千家詩》、《唐詩三百首》是古代最著名的蒙學詩歌教育讀本。此外，還有一些較好的詩歌選集（如《文選》）和著名詩人（如白居易）的名篇也是蒙童學習詩歌的教材。
古代一些大學者、教育家很重視蒙學階段的詩歌教育，如程顥、朱熹、王守仁等。
程顥是理學家，也是詩人。他對蒙學詩歌教育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