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凋天龍游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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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宋以降，作詩填詞已成為文人的日常事務，而聲律對句則是創作詩詞的基礎技能。因此，學童入學後除學習識字和讀詩外，學習聲律對句也成為蒙學階段的一項經常性的內容。在宋代的蒙學中，屬對是基本的必修課程，屬對和韻律訓練是基本的語言文字訓練。學習作詩是蒙學的一項基本內容。蒙學中學習作詩的方法主要有兩種：一是填詩，二是模仿。教學童寫詩，重點是教“填詩”，首先是背會三十類韻，接著是用匡紙表韻頭，以便填詩時查閱。而模仿則是實踐訓練的一種好辦法。朱熹說：“古人作文作詩，多是模仿前人而作之，蓋學之既久，自然純熟。”（《朱子語類》卷第一百三十九《論文》上）嚴羽在《滄浪詩話…詩法》中說：“學詩有三節：起初不識好惡，連篇累牘，肆筆而成；既而識羞愧，始生畏縮，成之極難；及其透徹，則七縱八橫，信手拈來，頭頭是道矣。”由此可見，宋代學校教育在幫助學子學習寫詩上已經探索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辦法。

蒙學階段教蒙童屬對是寫作詩歌的基礎，屬對要求平仄相對、詞性一致、結構相同、字數相等、修辭手法相同、邏輯關係相同，是一種集語音、詞彙、語法、修辭、邏輯於一體的綜合性基礎訓練。為了適應人們學習作詩填詞的需要，訓練學子掌握聲律對句技巧的韻文類讀本代代不絕。自唐代之後，出現了許多教授學童學習聲律對句的啟蒙讀物，如李翰的《蒙求》、王令的《十七史蒙求》、司守謙的《訓蒙駢句》、李漁的《笠翁對韻》、車萬育的《聲律啟蒙》等，都是為幫助學童學習聲律對句而編寫的啟蒙教材。

清代蒙學的寫作訓練較以前又有新的發展，形成了一套完整而有效的訓練程式和方法，一般程式是：屬對——作詩——作文。道光年間的學者王筠的《教童子法》對蒙學識字、寫字、讀書、屬對、作詩、作文等方面作了較系統的論述，對蒙學教育提出了一些獨到見解。為了充分發揮學生在作詩作文時的積極性和創造性，涵養學生寫作詩文的興趣，他提出了“以放為主”的原則，要求學生多寫多練，即初學做詩，先要放手，不要拘於四聲，為雙聲疊韻的規矩所束縛，此後再從放到收。“作詩文必須放，放之如野馬，踶跳咆嗥，不受羈絆。”“久之必自厭而收束矣。此時加以銜轡，必俯首樂從，……但涵養誘掖，待其自化，則文境必大進。”“以圈為主，等他知道文法”，把詩文寫精練。王筠還主張蒙童教育應循序漸進，即學生識二千字後才可讀書，待其“神智漸開”，再教以四聲、虛實、韻部、雙聲、迭韻等文字知識，然後在有了識字、閱讀、屬對的基礎後再開始學習詩文寫作。清代龍啟瑞曾制定過一份古代兒童課程表，“每天早起溫習讀書，背誦。上生書時，老師講解畢，命學生複述一遍，乃就位念一百遍；午後，寫字，溫書，背；晚上練習作對，燈下讀古詩，隔日學寫詩，逢三、八日作文，逢初一、十五作史記詩賦。”可見清代蒙學階段詩歌寫作訓練是比較頻繁的。

曾國藩在寫給兒子曾紀澤的信中就曾特別強調寫作詩文的方法和要求：“至於作詩文，亦宜在二三十歲立定規模；過三十後，則長進極難。作四書文，作試帖詩，作律賦，作古今體詩，作古文，作驕體文，數者不可不一一講求，一一試為之。少年不可怕醜，須有狂者進取之趣。過時不試為之，則後此彌不肯為矣。”“凡作詩最宜講究聲調，餘所選鈔五古九家，七古六家，聲調皆極鏗鏗，耐人百讀不厭。餘所未鈔者，如左太沖、江文通、陳子昂、柳子厚之五古，鮑明遠、高達夫、王摩詰、陸放翁之七古，聲調亦清越異常。爾欲作五古七古，須熟讀五古七古各數十篇，先之以高聲朗誦以昌其氣，繼之以密詠恬吟以玩其味，二者並進，使古人之聲調拂拂然若與我之喉舌相習，則下筆為詩時，必有句調湊赴腕下，詩成自讀之，亦自覺琅琅可誦，引出一種興會來。古人云，‘新詩改罷自長吟‘，又云‘鍛詩來就且長吟‘，可見古人慘淡經營之時，亦純在聲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