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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甲午戰爭後期，二是日俄戰爭時期，再就是“九一八”事變之後。戰亂加天災，越發民不聊生，用筆者採訪時有的老人的話講，是“遍地‘起鬍子’”。
後面將會詳述的日寇的“治安第一主義”，事變不久就提出來了。雖然日寇不斷增兵，可偌大個東北，十來萬關東軍，就是都撒下去又哪到哪呀？況且城市和鐵路也不斷受到襲擊，兵力就更顯不足。日寇鐵蹄還未踏到的縣份，縣長和一班官員，有的辭職回家，有的逃難進關，有的就像錦西縣長張國棟那樣，準備迎接侵略者了，那地面會成了什麼樣兒？即便被日軍佔據的縣份，也大都佔個縣城，城外就是各色武裝的天下，少量日軍輕易不敢出城。
奉系軍閥對共產黨人的鎮壓，難以與其他軍閥比較出個誰輕誰重來。東北人民沒有1925年至1927年大革命的經歷，東北黨組織力量比較弱小，則是確定無疑的。但是，“九一八”事變後的客觀形勢，廣大農村的權力真空，給共產黨人提供了發展壯大的機會，在那廣闊天地間大有作為了。
“九一八”事變前，共產黨在東北沒有一兵一卒，滿洲省委的工作主要面向城市。羅登賢主持省委工作後，很快開始了兩個轉變：將工作重點由城市轉向農村，將反對國民黨、奉系軍閥的反動統治，轉向對日寇的武裝抗戰。
羅登賢開始調兵遣將。
第一個被調動的是大連市委書記童長榮，讓他去東滿（大體為今延邊朝鮮族自治州所轄地區）任特委書記。那裡的黨組織正在組織武裝暴動，急需一員干將去那裡掌舵。
羅登賢說：長榮同志，為了反日救國，你可以做任何事情。
之後，滿洲省委派往各地的每個同志，羅登賢都要與之談話。而這時是11月間，江橋抗戰硝煙正濃，張應龍還未被捕叛變，羅登賢的身份還是中央巡視員。像本書將陸續寫到的許多在東北抗戰初期就犧牲的烈士一樣，羅登賢給我們留下的資料很少，難以知曉他和童長榮以及後來的同志還都具體談了些什麼。但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