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冷血熱(Ⅰ-Ⅱ2部全)

第5部分 (第1/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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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羅登賢的部署、指導下，滿洲省委和各地黨組織的幹部，一批批分赴各地鬥爭第一線。像省委幾任軍委書記楊林、周保中、趙尚志，省委秘書長馮仲雲，都被他派了下去。當時東北有黨員2132人，僅派去組織、領導義勇軍或是直接參加義勇軍的黨員，據不完全統計，至少在250人以上。各地稍大點兒的義勇軍，幾乎都有黨員在其間工作。其中以活動在東滿、吉東（大體相當於今天的黑龍江省牡丹江地區，當時屬吉林省）的王德林的救國軍，人數最多，力量最強，活動也最得力。像李延祿被王德林委任為參謀長，周保中為總參議。後來的抗聯4軍、5軍，就是這時打下的基礎，在義勇軍失敗後發展起來的。

童長榮、楊林、趙尚志、馮仲雲等人，則被派往各地領導、組織、發展共產黨的抗日武裝。他們發動群眾，奪取武器，從無到有，陸續創立了十幾支游擊隊。像南滿的磐石游擊隊、海龍游擊隊，東滿的延吉游擊隊、和龍游擊隊、琿春遊擊隊、汪清游擊隊，北滿的巴彥游擊隊、珠河（今尚志）游擊隊、湯原游擊隊，吉東的穆稜游擊隊、寧安游擊隊，等等——後面將會一一詳述。

“九一八”事變第二天，發表的《中共滿洲省委為日本帝國主義武裝佔領滿洲宣言》，不到1000字的正文後面，是19個口號，第5、第11個口號是：“不交租、不還債、不納稅，到地主家分糧去！”“不投降、不繳械，帶槍到農村去實行土地革命！”

土地革命戰爭已經進行4年了，這樣的口號也喊慣了，是不是順嘴就出來了呀？

9月22日，《中共中央關於日本帝國主義強佔滿洲事變的決議》中說：

現在全國無產階級及勞苦群眾身上放著偉大歷史的任務：這一任務便是武裝保衛蘇聯，反對帝國主義的強盜戰爭，反對日本的殖民地屠殺政策，用革命鬥爭的力量消滅反動的在帝國主義懷抱中獻媚乞憐的國民黨政府，實行反帝國主義的土地革命，以求民族的與無產階級勞動群眾的徹底解放。

同年12月，在《團滿洲省委傳達中央關於滿洲事變決議的報告》中，有這樣一段話：

日帝國主義佔領南滿後，廣大的群眾在愛國情緒鼓舞下的反日的愛國運動，決議上沒有指示出怎樣去領導，怎樣去利用群眾愛國的熱忱和對國民黨的不滿，領導他們走上正確的反帝運動及反國民黨鬥爭上去。滿洲省委書記保度同志初時也有我們共產主義者不做愛國運動的觀點，更好笑的還要算黨的北滿特委書記，他說：“我們假使也做愛國運動，那麼與國民黨有什麼分別？”殊不知這句話葬送了北滿的許多廣大群眾運動哩（後來克服了）！

“共產主義者不做愛國運動”，這句話今天不但難以理解，簡直就是不可思議。

那時講共產黨員有兩個祖國。作為人，你是中國人，中國是你的“民族祖國”。蘇聯是世界上唯一的社會主義國家，是工人階級的大本營，作為共產黨員、工人階級的一員，蘇聯就是你的“工人祖國”，或“階級祖國”。在“階級祖國”和“民族祖國”之間，共產主義者首先要、甚至是無條件地服從、服務於“階級祖國”的利益。對於“民族祖國”，因為是在代表地主、資本家階級利益的國民黨統治之下，就不能愛了，而是要推翻國民黨反動統治，建立代表勞動人民利益的“階級祖國”。

1930年，滿洲省委執行李立三路線，在主客觀條件都不具備的情況下，盲目組織武裝暴動，使黨的力量受到很大損失。“九一八”事變後，情況完全不同了，階級關係發生重大變化，民族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有人仍然認為武裝抗戰、進行遊擊戰爭是“李立三路線”。

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羅登賢開始了東北黨的方針、路線的轉變。

他認為，在“九一八”事變後的東北，無論是江橋抗戰的馬占山的東北軍，還是吉林李杜的自衛軍、王德林的救國軍，都打擊了日本侵略者。滿洲共產黨人必須從當前的現實出發，制定出團結各階級、階層愛國人士和廣大群眾的方針、策略，才能肩負起自己的歷史使命。

1931年底，在省委擴大會議上，羅登賢指出黨在東北的中心任務，是領導人民用民族自衛戰爭反抗日本侵略者。會議對建立反日遊擊隊，開展游擊戰爭，作了部署。

1932